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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十六号的头头马上将情况报告给汪精卫。周佛海一听，便猜到了“他们已经在昨天晚上逃走了。”
    几个人一分析，高陶两家人一共有十一人，这多的人的人数多，要是出关了，肯定有人知道。但是各关卡反应，根本就没有这多的人出关。要知道那六七个小孩在一起，不可能没有印象的。
    最后，周佛海想到了“他们肯定是从海上走的。”
    码头上的人说，昨晚上是有几个大人带着六七个小孩上了船。那船就是英国的女王号邮轮。
    七十六号的头头马上将情况向日本人汇报了。日本人听周佛海说，这两人参加了会谈，身上有会谈的纪录，便着急起来。
    宪兵司令召集人开会，分析情况。
    分析的结果就是，高陶二人带着全家逃，肯定不会留在沿岸的城市，他们有可能前往香港，再从香港乘飞机到重庆。
    想要抓住他们，只有在沿岸的码头上下手。
    一个大佐说：“从女王号的速度来看，它们现在，正在福州。我们要想拦住他们，就要在厦门上船，控制船后，搜查全船，相信他们逃不了。”
    这个建议得到了所有人的赞同。宪兵司令马上让人通知厦门宪兵队，女王号一到厦门，马上就扣下那条船。
    同时，宪兵司令命一个大佐带队，带上七十六号中熟悉高陶的人，一起乘飞机去厦门。
    就在七十六号发现高陶两家的人逃走了的时候，周云打电话到处里，说今天休息，不去处里了。
    本来就是过年了，没有大事，就没有人去上班。
    周云没有在家休息，而是乘飞行器到了福州。
    飞行器从他家的院子起飞，没人能看到。
    只花了十分钟，周云便到了福州。这时候，女王号还没有到。
    周云来到了一个偏僻的地方。
    周云从储物格中拿出了一条中型巡逻快艇。这是很久前，有人想杀周云，派快艇来攻击南通号，后来被周云缴获收进了储物格中。
    快艇依然同收进去一个样子。周云给快艇加上油。便开着快艇到了福州的码头。
    在码头上，等了半个小时，女王号到了。
    周云看到了高陶两家人下了船，来到了码头边上的一个李老头餐馆吃饭。与他同行的十五个特战队员没有吃饭，他们在周边警戒。
    周云便显了身，走进了李老头餐馆。
    这时的周云已经化了装，高陶二人认不出他来。就是那些特战队员们也认不出来。
    周云来到了高宗武的面前，手一伸开，显示出了一个玉佩。高宗武马上说出了暗语，两人便接上了头。
    等两家人吃完了饭后，方便了一下，周云这才带着他们上了巡逻艇。这个巡逻艇可以装五十人，所以一点不挤。
    周云开着巡逻艇飞般地驶向台湾方向。
    巡逻艇在海上行驶了五个小时，终于到达了台湾。
    码头上的人看到是一艘日军的巡逻艇，没人敢来检查，便放行了这一大批的人。
    上了码头后，高宗武便买了二十六张前往香港的船票。这些钱，是高宗武出的。毕竟他这几天，赚了不少的钱。对于一个人才两块大洋的船票来说，那是小意思了。
    两个小时后，周云看到高陶两家乘坐的客轮离开了台湾，驶向了香港。他便放下心来。
    昨天，周云已经给局长发了电报，将整过的安排报了上去。得到了局长的赞扬。今明两天，在香港的码头，高陶二人认识的军统的人会在那里等高陶二人。然后，带他们乘飞机回重庆。
    周云回到了巡逻艇上，开着去了一个无人岛。在那里，他收起了巡逻艇，拿出了飞行器，坐着回到了上海自已的家中。
    伊藤精杰与伊藤美子回去了东京。就是二条山基也回去了东京，所以，周云很方便，没有人来烦他。
    巧的是，周云到家不久，便收到了宪兵司令部的命令，让特务处的人上街搜查高宗武与陶希圣两家人。
    周云开着车子回到了特务处，召集了一百多人，上街去搜人。周云才不上街，他坐在特务处的办公室内喝茶抽烟。
    搜到了晚上，仍然没有搜到人。根本就不可能搜到人的。因州人家这时候，可能到了重庆。
    到了晚上九点，局长来了电报。电报中，局长对这次的行动提出了表扬。同时说了一件事。陶希圣一家回到了重庆。但是高宗武没有回重庆，他带着一家人，上了飞往美国的飞机。
    这高宗武在周云那学了两手炒股票的技术。便不愿再进入政坛去勾心斗角。他去了美国后，凭从周云那学来的技术，在美国的股市中大显身手，最后身家上千万美元。这是后话。
    就在高宗武飞往了美国，陶希圣飞到了重庆后的第二天，这个世界发生了一件大事。
    1940年2月2日，香港《大公报》发表了高宗武、陶希圣致该报的信，以及他们带出的《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暨附件全文。同一天重庆、昆明、上海及国内外许多报纸也刊载了这一卖国条约全文。香港《大公报》1月22日的头条新闻为:“高宗武陶希圣携港发表汪兆铭卖国条件全文，集日阀多年梦想之大成!极中外历史卖国之罪恶!从现在卖到将来从物资卖到思想”。
    重庆《大公报》该日的头条新闻为:“高宗武陶希圣在港揭发
    汪伪卖国密约。将密摄照片呈送国府，另函交本报港版发表”。
    “汪日密约“在媒体公开披露，对日本和汪伪集团引起的震撼不亚于一场政治地震，使全国同胞更加认清了日本侵略者企图亡我中华的狼子野心和汪逆的卖国贼嘴脸，从而坚定了抗战到底的决心，也促使抗日阵营中一些原先对日本尚抱有幻想的糊涂人士丢掉幻想，头脑清醒起来。
    当有人批评高、陶此举在道义上背叛重用他们的汪精卫时，高、陶义正辞严地公开表示:他们参加了汪日谈判，在道义上应有保守秘密之责任，然而当洞悉“日本方面割裂及灭亡中国之企图“，汪精卫组织“不可得而私为秘密“。
    高陶表示：“希圣宗武等为万万同胞及万代子孙之独立自由与生存计，认为上述之道义上责任不复存在矣。“
    许多名人发表了自已的看法，他们认为：“高陶事件“深刻警示后人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尤其是在事关国家民族命运的大是大非的紧要关头，必须坚持爱国者立场。爱国不分先后，每个人无论持什么政治信仰，但维护祖国统一是共同的神圣职责。即使政见不同，也决不能当分裂和出卖国家民族的罪人。高宗武、陶希圣在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不顾个人安危，毅然脱离曾追随多年的汪精卫集团，公开揭露汪日卖国密约，表现出爱国主义的高风亮节。此壮举载入史册，功在千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