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中国古典民主、自由、人权思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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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读者,在尉缭幸存的同伴们还没有返回秦国都城咸阳、揭开遇袭真相之前,我们有必要先来探究、思辩一下中国古代的“民主”“自由”“人权”思想和制度。
一、民主制度。
尽管我国的先哲们早就提出了“民为贵、君为轻”的主张,如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以及“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的思想。但这些只是为了警告封建统治者要“爱惜民力、使民以时”,不可过度盘剥、压榨百姓,穷兵黩武、横征暴敛激起民怨、民变,并没有包含民主分享、取代君权的观念。
而古罗马帝国却已经在公元前500年左右,就掀起了平民为争取自身政治权利而与贵族阶层的斗争浪潮,其结果是:古罗马政权在贵族元老院里设置了平民保民官,代表平民阶层与贵族相抗衡,也缓解了一些社会矛盾。
公元前450左右,古罗马出现了成文法典---《十二铜表法》,尽管它还是一部维护奴隶制的法律,但已经把保护奴隶主、平民(自由人)的利益写入了法典。
到了公元前10至前10左右,古罗马保民官格拉古兄弟勇敢地站出来,推进土地改革,带领农民与贵族阶层斗争,使得大量古罗马农民获得了自己的土地,“争取公民权”的斗争开展得如火如荼。
再到公元前7年的斯巴达克奴隶大起义,高举起“解放奴隶”的旗帜。奴隶们的斗争最终失败了,但是也沉重打击了古罗马野蛮残酷的奴隶制度,使得大量奴隶成为自由人。
与雅典、斯巴达、古罗马等航海和商业文明以及备受侵略的古埃及、古印度等等古文明不同,中华古文明始终雄踞东亚,延续着刀耕火种的农业文明形态。在与北方蒙古等游牧部落长达5000年的杀伐中,在遭遇外敌入侵、甚至被异族征服的最悲惨岁月里,这种古老的文明依旧生生不息,依靠独特的文化符号---汉字和历史文化积淀,几乎同化了所有邻近的民族、包括外来入侵的敌人。
中华文明内在的精神力量太强大了!------这是为什么?
其实没有别的原因,就是为了生存!
古代的农民们拖家带口、扶老携幼,在贫瘠或肥沃的土地上,辛辛苦苦地耕种、收获、繁衍、生息。这种分散的劳作,使得他们最多聚族而居,形成中华版图上星罗棋布的村舍。又因为严格的户籍制度、不能随便迁徙,过着“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生活。
在这种情况下,人民抵御大型自然灾害和防范战争屠戮的能力几乎为零,他们只能盼望得到来自君王的保护,心甘情愿地去缴纳田赋、贡献子女加入王国的军队,以保全自己的土地和种族平安。而统治者就趁机建立起强大的武装力量,作为维护专制王权的有力武器-------这就是几千年来,中国封建专制的真相!
当统治者或统治阶层不仁不义、腐败透顶、阻碍民众生产生息、民生苦痛、再也无法忍受的时候,就发动起义来推翻它!然后,再次树立起一个万众朝拜的君王及官僚集团,继续开始下一个历史周期。由此循环往复下去、没有个尽头--------
在长期的封建农业文明状态下,中国缺少西方的商业契约型社会基础,也就民主难行。
对于中国古代法制的论述,我们在前文《法家》章节已经探索过。
中国古代(先秦)的法制,竟然是在韩国等一些君权难以树立的国家以及早期破落、遭受诸国蔑视的秦国的弱国才受到推崇。所谓古代的“法制”,只是无奈之下,君权不彰的替代品,也是作为“富国强兵”的工具而已。
即便是法制,也还有个执行力问题。今天,我们依旧可以看到,国家的“法制”连严重破坏家庭、社会和谐稳定、残酷侵犯公民人身自由、潜藏大量肮脏犯罪、严重毒化社会氛围的非法传销,也是无可奈何的。
在一个失去了民主的根基,国家专制的威权又不能成功树立起来的社会,就是鼠首两端、灾祸连连。
中国包括类似欠发达或不发达国家,从历史上遗留至今的最大问题是什么?不是民众不渴求民主,而是人们根本无法彻底抛弃专制而去守护民主。即使宪法里确定了他们的主人翁地位、宣称财产属于全民之所有,可是公权力、全民所有资产的支配权、收益权,依旧被权贵阶层掌控、攫取,而与民众无关,只能是希冀和被动地等待高层不知何时“惠民政策”的出台。
所以,类似的民主制度只能由顶层设计和推进,民主的进程也就大打折扣。既得利益阶层的强大,决定了民主推进的无比艰难。
二、人权
什么是人的权利?美国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194年在《人类激励理论》论文中提出:人的需求分为五种,像阶梯一样从低到高,按层次逐级递升,分别为:生理上的需求,安全上的需求,情感和归属的需求,尊重的需求,自我实现的需求。
按照我们的解释就是生存权、发展权,已经有了议政权,还没有进一步提出参政权。
人权就是人类为满足自身需求而努力去争取的权益,它是与生俱来的东西,也注定是有着深刻历史烙印和不得不屈从于丛林残酷法则的东西。
在远古时代,按照孔夫子的“性善论”,民众必须要加以好好调教,勿使其“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而变坏。
按照荀子、李斯、韩非等人的“性恶论”,民众都是天生贪欲、淫邪的,必须严加管制和修理,遏制其有悖天道的行为,使得民众遵从君主指引的“正道”方向前进。
按照老子的思想,民众就更加不堪,只剩下一个吃饭的权利。
“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什么叫做“民以食为天”?这里有两层含义。其一、是对君王说的:老百姓必须吃饭才能活着,不要太残忍啊。其二、是对民众说的:吃饱饭就行了啊,就足够了啊,不要想着去闹事!
对于人权要素中最重要的平等权,在那种封建、奴隶制历史条件下也就受到很大局限。
但是,先秦依旧为民众提供了一些有限的“平等”,如文官选拔中的半公开招录贤能,严格的军功奖励制度和农耕、纺织奖励制度。没有战功,世袭的贵族也不能骑马、乘车,只能骑牛、骑驴。农民努力生产,会获得官府丰厚的奖励甚至晋升、享受为民爵。它并没有地域歧视、不同的国民待遇和人为的城乡悬殊差别。
秦国的企业全是“国企”,利润全部上缴,不存在董事长、总经理肆意贪渎、转移侵吞国资或利益小集团挟制、掌控国企、榨取民众巨额资财以自肥,吃爹喝爹不敬爹的情况,也不存在大量拼命捞钱、不顾民生的官员。
秦国在法制建设方面提出“法绳万民、不避公卿”,民众要状告各级官员,可以向郡县一级的县丞(监察官员)报告、投诉,也可以向枢密府举报。若要状告更高级官员,可以推举代表去都城咸阳告状、击鼓鸣冤。如果确有冤屈,甚至可以直接去咸阳宫找秦王嬴政申诉。
史载:秦王宫殿前的大鼓和铜锣始终是开放的,任何秦国民众理论上都可以面见秦王,只是由于基层官员的勤勉、勤政,所以这种机会并不多。
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上,民众能随意面见君王的只有两个朝代,两位君王。其一:大秦王国的秦王嬴政。其二:大明王朝的洪武皇帝朱元璋。
可是,人都是父母所生,原本是生来平等的,只是由于家庭及生活际遇、个体智慧甚至纯粹偶然的差异,而生出种种的不同。况且,每个人的追求也不同,对快乐的认知也很大不同。
秦王嬴政也曾将人生,比作为“天宫和地狱之间的匆匆过客”。那统治者依靠什么才能做到出类拔萃、被赋予无限权力呢?
应当说,历代统治者是十分聪明的。民众不是敬畏天地吗?那好,我就是天子,上天的儿子,君权神授,自然就可以合情、合理、合法地来治理万民!
不但在位的君王自诩为天子,谋叛的竟然也是!
陈胜要假装狐狸叫“陈胜王”、刘邦假称自己是赤帝之子,斩杀白帝之子---白蛇起义,黄巾军张角号位“大贤良师(大法师)”,黄巢当了“冲天大将军”、洪秀全索性成了“上帝”,甚至灭唐的朱温也是自吹在其诞生时出现奇光异彩的异常天象。
翻阅历史,描绘其他开国君主“的的确确是真龙天子”的文字,汗牛充栋、数不胜数。需要花费这么大力气去“辩白自己”,为何呢?---愚民而已!
人权从来都想相对的,从来没有可以脱离集体社会,而单纯存在、不可侵犯的人权!
战场上,将军令旗一挥,一大批将士就要去冲锋陷阵、慷慨赴死。稍有退缩,督战队的刀枪就伺候上去。此时,人命都不如蝼蚁,所谓人权岂不是胡言乱语?
人是社会的动物,脱离国情,妄谈、奢谈人权的就是白痴。人权事业的进步,是一个国家独立自主、经济、社会等事业全面进步的反映。
别有用心,鼓动他国民众起来争取人权的,十有八九是为了颠覆他国政权。
当西方的炸弹在很多弱小国家民众头顶肆虐、分裂别国家使之陷入血腥内战,造成民不聊生的时候,它们标榜的人权又在哪里?
无非是恶意牺牲别国人民的生命、攫取别国的财富,去满足自身的贪欲和享受。自己想好好活着,却让别人无辜去死。它们口口声声、悬挂在嘴边的“人权”,仅仅是一块又骚又臭的裹脚布而已。
可是,至今仍有很多中国白痴一般的国民(号称精英)去迷信西方所谓“人权”,这些人不都是受到了蛊惑,而是本身就是祸国殃民的傻子!
没有主权,何来人权?没有帝国主义再不敢染指我国领土半步的今日之中国,我们何来人权?阿富汗、伊拉克、叙利亚民众的遭遇还不够惨痛吗?
没有强力的政权,中国必将四分五裂、陷入残酷的内战,连长江、黄河水患等自然灾害都无力去抵御。
认识不到人权事业发展、演进的内在规律,脱离国情盲目去效法西方霸权国家,也去压榨、盘剥、欺负弱小国家,内部争斗不休,这是一条不折不扣的死路,也是对我们古老文明的亵渎和对人类未来光明前景的扼杀。
我们坚信:走和谐发展之路、经历阵痛、恢复和嬗变的中华传统文明,就是引领世界人类社会去摆脱野蛮、残酷“丛林法则”的希望。
但是,要和平不是放弃斗争!必须通过坚决地斗争,才能扫除阻挡在中华前进道路上、疯狂与我国为敌的一些异国丑类。只有断然把它们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古老的文明才能重振雄风、傲立于世界。
三、束缚下的自由
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留下了千古名句,“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
帕特里克·亨利也说give--me--liberty,or--give--me--death.,即不自由,毋宁死(或无自由,毋宁死)。
可为什么我们却说是“束缚下的自由”呢?
因为世间从来就没有个体的绝对自由,所谓自由都是相对的,因为人是社会的人,不是世界上只有一个人!
无论是专制制度还是民主制度,都绝对不允许有绝对的个体自由。所有的国家机器(军队、法庭、监狱、法律),正是为打击所谓自由而设立的!
自由的呼吸、歌唱、饮食、交友、交流甚至放纵情yu,这是人类的本性使然。但人类依旧有欺骗、讹诈、掠夺等野蛮犯罪的动物本性。绝对的自由,天堂才有!
从这种意义上说,煽动自由就是煽动无法无天、性滥交、犯罪、颠覆政权。
人类追求自由,是一种天性。谨慎意义上,包括可以自由劳动、自由恋爱、不受难以忍受的压迫。
在古代社会的贵族阶层之下,平民是相对自由的,他们有自己的少量土地或可以手工艺为生,没有或仅有少量人身自由的限制。奴隶是最不自由的,他们一无所有,生杀予夺隶属于奴隶主。奴隶也就成为争取自由权利的中坚力量。
传统的平民阶层受到中国古代重农抑商政策的限制,没有取得多大发展,对政治权利的追求也就没有多少发言权。
先秦时代的古中国,处于一个奴隶制与封建制度并存的社会状态。
随着劳动工具的改良、耕作技术的发展(作物种子改良、灌溉技术、农耕历法)、北方游牧部落向北方退缩,新耕地的开垦、远古气象条件变迁下对于山林、沼泽的改造,农业文明有了巨大的发展。为了让农民安心劳作,许多国家开始松动奴隶制政策,解放了一些奴隶。再加上连年的战争杀伐,土地的兼并、国家版图的变化,奴隶主和奴隶制也受到冲击,情况有了一些变化。但是,总体奴隶制、局部封建制的传统社会制度犹存。
秦国的状态更加特殊一些,这是一个依靠武力建立的国家。贵族及武士或依靠世袭爵位或军事武功获得土地,也获得了土地上的人口(大部分身份是奴隶)。
不但如此,在秦昭王之前,秦国很多国土主要是对西部游牧部落用兵获取的,也同时俘虏了大批来自游牧部落的人口,出现了游牧文明与中原农业文明融合交汇的格局。这样,原本就来自西域游牧部落、最后沦为奴隶的大量人口,就更加有要求“自由解放”的诉求。
其实,当时的所谓平民,尽管享有一些有限制的平民之间通婚、自由耕作劳动等等的自由,其真实的地位也还是“奴隶”,因为他们被户籍制度,牢牢地禁锢在土地上!但这也已经属于是不小的进步了。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秦王嬴政采取解放奴隶、实施耕者有其田的政策,毫无疑问会获得贵族、农奴主除外,社会上的一致拥护。这种政策所产生得强大冲击波,必将激荡到关内诸国,就可以取得“制度优越”的领先优势。
我们必须看到,自由与专制或民主没有关系。西方有言论自由吗?美国更加严密地监控着整个互联网!西方对于中国问题,有肆意抹黑的自由,却没有说出真相的自由!许许多多背叛祖国的华人,就是依靠撕咬自己的祖国象猪狗一样低三下四地活着。
中国在人权、自由进步方面的迈出的步伐,尽管还不如人意,但这是特殊发展阶段的现象,进步和改善是主流,客观来说取得成就也是显著的。我们追求中华民族实现民主、自由和国家富强、民生幸福的脚步,也永远不会停歇的。
对国家的集体领导不是专制,民主政治也不能避免权力制衡的失败。
就是所谓专制制度下的国家,照样可能取得惊人的进步和发展。所谓民主制度下的国家,照样无法阻止自己陷入屡次发动不仁不义法西斯战争、给别国和自身带来惊人祸患的泥潭。
所谓专制和民主都是手段,都是治理工具罢了。我国实行的村级自治,成绩有一些,但触发的问题也很多。印度的所谓民主搞了快100年,结果成了笑料和累赘。一些东亚地区国家,把民主弄成了“议会肉搏”,经济萧条、社会堕落,一落千丈成了笑柄。
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所谓成功秘决不在于此,是在于其有意识、有步骤地去吸纳别国财富、智力、劳力,甚至不惜战争掠夺的长期国策和掠夺性的不公正货币政策!其内部有一个不隶属任何党派、不受政党更迭影响的国家公务员队伍。正是这个稳定的国家机器,确保了其所谓“民主、自由”幌子下面,国家政策的始终如一贯彻实施和推进。而其政客,其实也大多是沐猴而冠的biao子。
西方国家的另一个秘诀就是:坚决维护其国民在全世界范围内的人身、财产安全,对威胁到美国、英、法国、德国、俄国、以色列等国国家安全、利益及国民生命的对手,坚决彻底地予以打击和铲除,以此提高国民自豪感和荣誉感、国家认同感,这也是为了捍卫自由!
而以上正是我们长期所欠缺的!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威胁我国国家安全利益的人物、组织在海外招摇过市,我国公民在海外不断受到暴力伤害,我们的特种部队在哪里?我们的无人飞机和精确制导炸弹在哪里?若是换了现代西方一些国家以及000多年前的秦国,这其中很多人早就已经被送去“阎王殿”报到了!
中华民族只有学会了牢记仇恨和敢于毅然实施铁血的报复,“该出手时就出手”,才能赢得国内外的赞誉与支持,也才能结下真正交心的朋友。
普天之下,奸猾政客们惯常的作法都是:衣冠楚楚,肮脏满腹。满口仁义(民主、自由、人权),作恶多端。
最后我们以这样一句话来结尾:“民主、自由,多少人恶人假汝之名以行”。(未完待续)
一、民主制度。
尽管我国的先哲们早就提出了“民为贵、君为轻”的主张,如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以及“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的思想。但这些只是为了警告封建统治者要“爱惜民力、使民以时”,不可过度盘剥、压榨百姓,穷兵黩武、横征暴敛激起民怨、民变,并没有包含民主分享、取代君权的观念。
而古罗马帝国却已经在公元前500年左右,就掀起了平民为争取自身政治权利而与贵族阶层的斗争浪潮,其结果是:古罗马政权在贵族元老院里设置了平民保民官,代表平民阶层与贵族相抗衡,也缓解了一些社会矛盾。
公元前450左右,古罗马出现了成文法典---《十二铜表法》,尽管它还是一部维护奴隶制的法律,但已经把保护奴隶主、平民(自由人)的利益写入了法典。
到了公元前10至前10左右,古罗马保民官格拉古兄弟勇敢地站出来,推进土地改革,带领农民与贵族阶层斗争,使得大量古罗马农民获得了自己的土地,“争取公民权”的斗争开展得如火如荼。
再到公元前7年的斯巴达克奴隶大起义,高举起“解放奴隶”的旗帜。奴隶们的斗争最终失败了,但是也沉重打击了古罗马野蛮残酷的奴隶制度,使得大量奴隶成为自由人。
与雅典、斯巴达、古罗马等航海和商业文明以及备受侵略的古埃及、古印度等等古文明不同,中华古文明始终雄踞东亚,延续着刀耕火种的农业文明形态。在与北方蒙古等游牧部落长达5000年的杀伐中,在遭遇外敌入侵、甚至被异族征服的最悲惨岁月里,这种古老的文明依旧生生不息,依靠独特的文化符号---汉字和历史文化积淀,几乎同化了所有邻近的民族、包括外来入侵的敌人。
中华文明内在的精神力量太强大了!------这是为什么?
其实没有别的原因,就是为了生存!
古代的农民们拖家带口、扶老携幼,在贫瘠或肥沃的土地上,辛辛苦苦地耕种、收获、繁衍、生息。这种分散的劳作,使得他们最多聚族而居,形成中华版图上星罗棋布的村舍。又因为严格的户籍制度、不能随便迁徙,过着“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生活。
在这种情况下,人民抵御大型自然灾害和防范战争屠戮的能力几乎为零,他们只能盼望得到来自君王的保护,心甘情愿地去缴纳田赋、贡献子女加入王国的军队,以保全自己的土地和种族平安。而统治者就趁机建立起强大的武装力量,作为维护专制王权的有力武器-------这就是几千年来,中国封建专制的真相!
当统治者或统治阶层不仁不义、腐败透顶、阻碍民众生产生息、民生苦痛、再也无法忍受的时候,就发动起义来推翻它!然后,再次树立起一个万众朝拜的君王及官僚集团,继续开始下一个历史周期。由此循环往复下去、没有个尽头--------
在长期的封建农业文明状态下,中国缺少西方的商业契约型社会基础,也就民主难行。
对于中国古代法制的论述,我们在前文《法家》章节已经探索过。
中国古代(先秦)的法制,竟然是在韩国等一些君权难以树立的国家以及早期破落、遭受诸国蔑视的秦国的弱国才受到推崇。所谓古代的“法制”,只是无奈之下,君权不彰的替代品,也是作为“富国强兵”的工具而已。
即便是法制,也还有个执行力问题。今天,我们依旧可以看到,国家的“法制”连严重破坏家庭、社会和谐稳定、残酷侵犯公民人身自由、潜藏大量肮脏犯罪、严重毒化社会氛围的非法传销,也是无可奈何的。
在一个失去了民主的根基,国家专制的威权又不能成功树立起来的社会,就是鼠首两端、灾祸连连。
中国包括类似欠发达或不发达国家,从历史上遗留至今的最大问题是什么?不是民众不渴求民主,而是人们根本无法彻底抛弃专制而去守护民主。即使宪法里确定了他们的主人翁地位、宣称财产属于全民之所有,可是公权力、全民所有资产的支配权、收益权,依旧被权贵阶层掌控、攫取,而与民众无关,只能是希冀和被动地等待高层不知何时“惠民政策”的出台。
所以,类似的民主制度只能由顶层设计和推进,民主的进程也就大打折扣。既得利益阶层的强大,决定了民主推进的无比艰难。
二、人权
什么是人的权利?美国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194年在《人类激励理论》论文中提出:人的需求分为五种,像阶梯一样从低到高,按层次逐级递升,分别为:生理上的需求,安全上的需求,情感和归属的需求,尊重的需求,自我实现的需求。
按照我们的解释就是生存权、发展权,已经有了议政权,还没有进一步提出参政权。
人权就是人类为满足自身需求而努力去争取的权益,它是与生俱来的东西,也注定是有着深刻历史烙印和不得不屈从于丛林残酷法则的东西。
在远古时代,按照孔夫子的“性善论”,民众必须要加以好好调教,勿使其“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而变坏。
按照荀子、李斯、韩非等人的“性恶论”,民众都是天生贪欲、淫邪的,必须严加管制和修理,遏制其有悖天道的行为,使得民众遵从君主指引的“正道”方向前进。
按照老子的思想,民众就更加不堪,只剩下一个吃饭的权利。
“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什么叫做“民以食为天”?这里有两层含义。其一、是对君王说的:老百姓必须吃饭才能活着,不要太残忍啊。其二、是对民众说的:吃饱饭就行了啊,就足够了啊,不要想着去闹事!
对于人权要素中最重要的平等权,在那种封建、奴隶制历史条件下也就受到很大局限。
但是,先秦依旧为民众提供了一些有限的“平等”,如文官选拔中的半公开招录贤能,严格的军功奖励制度和农耕、纺织奖励制度。没有战功,世袭的贵族也不能骑马、乘车,只能骑牛、骑驴。农民努力生产,会获得官府丰厚的奖励甚至晋升、享受为民爵。它并没有地域歧视、不同的国民待遇和人为的城乡悬殊差别。
秦国的企业全是“国企”,利润全部上缴,不存在董事长、总经理肆意贪渎、转移侵吞国资或利益小集团挟制、掌控国企、榨取民众巨额资财以自肥,吃爹喝爹不敬爹的情况,也不存在大量拼命捞钱、不顾民生的官员。
秦国在法制建设方面提出“法绳万民、不避公卿”,民众要状告各级官员,可以向郡县一级的县丞(监察官员)报告、投诉,也可以向枢密府举报。若要状告更高级官员,可以推举代表去都城咸阳告状、击鼓鸣冤。如果确有冤屈,甚至可以直接去咸阳宫找秦王嬴政申诉。
史载:秦王宫殿前的大鼓和铜锣始终是开放的,任何秦国民众理论上都可以面见秦王,只是由于基层官员的勤勉、勤政,所以这种机会并不多。
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上,民众能随意面见君王的只有两个朝代,两位君王。其一:大秦王国的秦王嬴政。其二:大明王朝的洪武皇帝朱元璋。
可是,人都是父母所生,原本是生来平等的,只是由于家庭及生活际遇、个体智慧甚至纯粹偶然的差异,而生出种种的不同。况且,每个人的追求也不同,对快乐的认知也很大不同。
秦王嬴政也曾将人生,比作为“天宫和地狱之间的匆匆过客”。那统治者依靠什么才能做到出类拔萃、被赋予无限权力呢?
应当说,历代统治者是十分聪明的。民众不是敬畏天地吗?那好,我就是天子,上天的儿子,君权神授,自然就可以合情、合理、合法地来治理万民!
不但在位的君王自诩为天子,谋叛的竟然也是!
陈胜要假装狐狸叫“陈胜王”、刘邦假称自己是赤帝之子,斩杀白帝之子---白蛇起义,黄巾军张角号位“大贤良师(大法师)”,黄巢当了“冲天大将军”、洪秀全索性成了“上帝”,甚至灭唐的朱温也是自吹在其诞生时出现奇光异彩的异常天象。
翻阅历史,描绘其他开国君主“的的确确是真龙天子”的文字,汗牛充栋、数不胜数。需要花费这么大力气去“辩白自己”,为何呢?---愚民而已!
人权从来都想相对的,从来没有可以脱离集体社会,而单纯存在、不可侵犯的人权!
战场上,将军令旗一挥,一大批将士就要去冲锋陷阵、慷慨赴死。稍有退缩,督战队的刀枪就伺候上去。此时,人命都不如蝼蚁,所谓人权岂不是胡言乱语?
人是社会的动物,脱离国情,妄谈、奢谈人权的就是白痴。人权事业的进步,是一个国家独立自主、经济、社会等事业全面进步的反映。
别有用心,鼓动他国民众起来争取人权的,十有八九是为了颠覆他国政权。
当西方的炸弹在很多弱小国家民众头顶肆虐、分裂别国家使之陷入血腥内战,造成民不聊生的时候,它们标榜的人权又在哪里?
无非是恶意牺牲别国人民的生命、攫取别国的财富,去满足自身的贪欲和享受。自己想好好活着,却让别人无辜去死。它们口口声声、悬挂在嘴边的“人权”,仅仅是一块又骚又臭的裹脚布而已。
可是,至今仍有很多中国白痴一般的国民(号称精英)去迷信西方所谓“人权”,这些人不都是受到了蛊惑,而是本身就是祸国殃民的傻子!
没有主权,何来人权?没有帝国主义再不敢染指我国领土半步的今日之中国,我们何来人权?阿富汗、伊拉克、叙利亚民众的遭遇还不够惨痛吗?
没有强力的政权,中国必将四分五裂、陷入残酷的内战,连长江、黄河水患等自然灾害都无力去抵御。
认识不到人权事业发展、演进的内在规律,脱离国情盲目去效法西方霸权国家,也去压榨、盘剥、欺负弱小国家,内部争斗不休,这是一条不折不扣的死路,也是对我们古老文明的亵渎和对人类未来光明前景的扼杀。
我们坚信:走和谐发展之路、经历阵痛、恢复和嬗变的中华传统文明,就是引领世界人类社会去摆脱野蛮、残酷“丛林法则”的希望。
但是,要和平不是放弃斗争!必须通过坚决地斗争,才能扫除阻挡在中华前进道路上、疯狂与我国为敌的一些异国丑类。只有断然把它们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古老的文明才能重振雄风、傲立于世界。
三、束缚下的自由
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留下了千古名句,“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
帕特里克·亨利也说give--me--liberty,or--give--me--death.,即不自由,毋宁死(或无自由,毋宁死)。
可为什么我们却说是“束缚下的自由”呢?
因为世间从来就没有个体的绝对自由,所谓自由都是相对的,因为人是社会的人,不是世界上只有一个人!
无论是专制制度还是民主制度,都绝对不允许有绝对的个体自由。所有的国家机器(军队、法庭、监狱、法律),正是为打击所谓自由而设立的!
自由的呼吸、歌唱、饮食、交友、交流甚至放纵情yu,这是人类的本性使然。但人类依旧有欺骗、讹诈、掠夺等野蛮犯罪的动物本性。绝对的自由,天堂才有!
从这种意义上说,煽动自由就是煽动无法无天、性滥交、犯罪、颠覆政权。
人类追求自由,是一种天性。谨慎意义上,包括可以自由劳动、自由恋爱、不受难以忍受的压迫。
在古代社会的贵族阶层之下,平民是相对自由的,他们有自己的少量土地或可以手工艺为生,没有或仅有少量人身自由的限制。奴隶是最不自由的,他们一无所有,生杀予夺隶属于奴隶主。奴隶也就成为争取自由权利的中坚力量。
传统的平民阶层受到中国古代重农抑商政策的限制,没有取得多大发展,对政治权利的追求也就没有多少发言权。
先秦时代的古中国,处于一个奴隶制与封建制度并存的社会状态。
随着劳动工具的改良、耕作技术的发展(作物种子改良、灌溉技术、农耕历法)、北方游牧部落向北方退缩,新耕地的开垦、远古气象条件变迁下对于山林、沼泽的改造,农业文明有了巨大的发展。为了让农民安心劳作,许多国家开始松动奴隶制政策,解放了一些奴隶。再加上连年的战争杀伐,土地的兼并、国家版图的变化,奴隶主和奴隶制也受到冲击,情况有了一些变化。但是,总体奴隶制、局部封建制的传统社会制度犹存。
秦国的状态更加特殊一些,这是一个依靠武力建立的国家。贵族及武士或依靠世袭爵位或军事武功获得土地,也获得了土地上的人口(大部分身份是奴隶)。
不但如此,在秦昭王之前,秦国很多国土主要是对西部游牧部落用兵获取的,也同时俘虏了大批来自游牧部落的人口,出现了游牧文明与中原农业文明融合交汇的格局。这样,原本就来自西域游牧部落、最后沦为奴隶的大量人口,就更加有要求“自由解放”的诉求。
其实,当时的所谓平民,尽管享有一些有限制的平民之间通婚、自由耕作劳动等等的自由,其真实的地位也还是“奴隶”,因为他们被户籍制度,牢牢地禁锢在土地上!但这也已经属于是不小的进步了。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秦王嬴政采取解放奴隶、实施耕者有其田的政策,毫无疑问会获得贵族、农奴主除外,社会上的一致拥护。这种政策所产生得强大冲击波,必将激荡到关内诸国,就可以取得“制度优越”的领先优势。
我们必须看到,自由与专制或民主没有关系。西方有言论自由吗?美国更加严密地监控着整个互联网!西方对于中国问题,有肆意抹黑的自由,却没有说出真相的自由!许许多多背叛祖国的华人,就是依靠撕咬自己的祖国象猪狗一样低三下四地活着。
中国在人权、自由进步方面的迈出的步伐,尽管还不如人意,但这是特殊发展阶段的现象,进步和改善是主流,客观来说取得成就也是显著的。我们追求中华民族实现民主、自由和国家富强、民生幸福的脚步,也永远不会停歇的。
对国家的集体领导不是专制,民主政治也不能避免权力制衡的失败。
就是所谓专制制度下的国家,照样可能取得惊人的进步和发展。所谓民主制度下的国家,照样无法阻止自己陷入屡次发动不仁不义法西斯战争、给别国和自身带来惊人祸患的泥潭。
所谓专制和民主都是手段,都是治理工具罢了。我国实行的村级自治,成绩有一些,但触发的问题也很多。印度的所谓民主搞了快100年,结果成了笑料和累赘。一些东亚地区国家,把民主弄成了“议会肉搏”,经济萧条、社会堕落,一落千丈成了笑柄。
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所谓成功秘决不在于此,是在于其有意识、有步骤地去吸纳别国财富、智力、劳力,甚至不惜战争掠夺的长期国策和掠夺性的不公正货币政策!其内部有一个不隶属任何党派、不受政党更迭影响的国家公务员队伍。正是这个稳定的国家机器,确保了其所谓“民主、自由”幌子下面,国家政策的始终如一贯彻实施和推进。而其政客,其实也大多是沐猴而冠的biao子。
西方国家的另一个秘诀就是:坚决维护其国民在全世界范围内的人身、财产安全,对威胁到美国、英、法国、德国、俄国、以色列等国国家安全、利益及国民生命的对手,坚决彻底地予以打击和铲除,以此提高国民自豪感和荣誉感、国家认同感,这也是为了捍卫自由!
而以上正是我们长期所欠缺的!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威胁我国国家安全利益的人物、组织在海外招摇过市,我国公民在海外不断受到暴力伤害,我们的特种部队在哪里?我们的无人飞机和精确制导炸弹在哪里?若是换了现代西方一些国家以及000多年前的秦国,这其中很多人早就已经被送去“阎王殿”报到了!
中华民族只有学会了牢记仇恨和敢于毅然实施铁血的报复,“该出手时就出手”,才能赢得国内外的赞誉与支持,也才能结下真正交心的朋友。
普天之下,奸猾政客们惯常的作法都是:衣冠楚楚,肮脏满腹。满口仁义(民主、自由、人权),作恶多端。
最后我们以这样一句话来结尾:“民主、自由,多少人恶人假汝之名以行”。(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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