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8章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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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作霖只读了3个月的书,就辍学了,因为他得回家拾柴,帮母亲做饭打杂。他粗通文墨,难免会写错字、说错话。然而,有时候,这些差错,在闹笑话的同时,却往往会成为一段流芳千古的佳话。
据说,以前大帅府的传达室门前,有一块“传达室”的木牌,他进进去去的时候,往往只看卫兵的军容风纪,不大注意其它地方。有一天不知怎么的,被他忽然看到这块标牌了,皱起了眉头,心里很不爽。下车后,他语重心长地对秘书说:“就算咱胜利了,东北统一了,也不能骄傲呀,你看这大帅府门上,只挂了‘治国护民’的牌匾,也没有挂我张作霖三个字嘛。”接着,他转过身,再把前面的传达室一指,继续说道:“你再看看我们的弟兄,一个小小的传达室,都要挂上他傅连宝的大名,成何体统?”秘书定睛一看,差点笑出声来,原来,首长把传达室看成了傅连宝,当成了人名。
闹了笑话,张作霖倒不以为忤。不过他想道若是战场上官兵们搞出这些名堂来,传达军令错误,可就是胜负攸关的大事了。所以在张学良等人的教育问题上,一向给予重点对待,不旦让张学良学习时髦的英文,招聘了许多家庭教师,还安排了奉天大儒金息侯做他的专职老师。
不过他的奉军将领们大多是和他一起出生入死的山林草寇,打仗容易,读书却难。有道是武打天下文治国,手底下没有几个得力的文臣,终其一生也不过是个草头王。张汉卿知道乃父的“大志”,也不失时机地提出大办教育,以培养人才。
张作霖也曾为此专门上书当时的大总统袁世凯,指出奉天教育存在的种种弊端,并提出了整顿的措施,建议对学校加强管理。当是时,张作霖仅是奉天城内小小的第27师师长,虽说握有重兵,但无论如何与教育是扯不上边的。
综合几个谋士的意见,张作霖在条陈中首先指出,奉天办学存在两大弊端:一在糜费过多,得不偿失;二是教授不得其人,仅是坐拥虚名,缺少实际才干。另外,他还提到,办学偏重于高等小学,忽视初等小学,使师范毕业者不愿到初小就教。初小既缺乏良师,而毕业者亦无从升学。
张作霖的条陈引起教育部、国务院乃至大总统的高度重视,肯定该条陈所指皆为症结所在,大总统命国务院将该条陈转交教育部查照。
对于第一条,教育部回复“已于本年二月十九日通令各省斟酌地方财力,体察人民生活状况,竭力撙节,以杜虚糜”。对于第二条,教育部批道:“现在小学之必待整顿,亦诚刻不容缓。整顿之法,当从力节糜费,严定教员、管理员资格入手。庶使不能胜任之教员、管理员得以大加淘汰,于教育前途乃有澄清之望。”1915年4月9日,教育部训令各省民政长遵照办理。教育界闻之欢欣鼓舞,却不知此训令源自于一个远在东北、并素有“土匪”之名的赳赳武夫所倡导。
为了培养出更多的人才,师范类学生的培养是重中之重。1918年12月1日,奉天国立高等师范学校正式成立。开学典礼上,奉天政务厅长史纪常前往宣读了张作霖的祝词。
时至今天,师范类院校学生免收学费,每月还有补助。但却很少有人知道,早在张作霖时期,奉天的师范学校就已免收学费了,而且还发给伙食费,这些费用全由奉天省政府买单。人们常说,“没有免费的午餐”,可是奉天的师范学校不仅有免费三餐,而且标准还不低呢。例如奉天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学生伙食早餐为大米粥、咸菜;中午大米饭、四菜一汤,两荤两素;晚饭四菜一汤,皆为素菜。星期六午餐改善伙食,有坛肉、木须肉、烧黄花鱼,烩海参等。另有其它如奉天高等师范学校,伙食也非常丰盛。
正史上在第一次直奉战争后,张作霖在整军经武的同时,再次狠抓教育。他欣然采纳奉天省长王永江、教育厅长谢荫昌的建议,创办东北大学,并对王永江说:“我没读过书,知道肚子里没有墨水的害处,所以可不能让东北人没有上大学求深造的机会,岷源(王永江的字),一切事我都交给你了,开学越快越好。用钱告诉我,不管多少,我宁可少养五万陆军,但东北大学是非办不可。”
成立东北大学本是中国自己的事情,可是日方得悉东北当局要自己办大学之讯,日本驻奉天总领事竟公然向王永江提出“劝告”:“听说你们要办大学,那可不容易呀!又费钱,又没人。你们要读理工科,我们已有‘旅顺工科’;你们想学医,我们早有‘南满医科大学’;你们愿学文法科,也可以派留学生到帝国大学去上学,大日本政府将予以优待,给予官费补助。你们何苦自不量力,自寻苦恼,而去自办大学呢?”王永江当即将此谈话报告给张作霖。张作霖听后,十分气恼:“他们越是反对咱老张办大学,咱们就是非办不可。得快办,要办好,快出人才。”
时不我待,百废待兴的东北亟需各种人才,按照正史的速度太慢了。虽然囊中羞涩,张汉卿还是强烈建议东北大学早建、大建,再说学校的兴建不是一日之功,等到逐渐有了规模时,东北的经济届时应该可以满足需要。于是1919年4月26日,东北大学正式成立,校舍暂用位于省城大南关的高校和文专两校旧校舍。后于北陵购置500亩地,开始动工兴建新校舍。购地款除外,东北大学的基建费用即达奉洋600万元。1925年,新校舍建成,其规模宏大,功能齐全,在国内亦是首屈一指。
除兴建校舍外,奉天省长公署还在北陵附近划拨官地200亩,拨款280万元,兴办大学工厂。这种大学设附属工厂,既顾及学生实习,又保障经费来源的模式,也是当时国内其它大学所没有的。东北大学另有植物园地100亩。这样,整个校园面积达900亩,是当时国内最大的校园。可见张作霖的建校计划,是相当宏伟壮观的。
东北大学常年经费在各大学之中也是首屈一指。北京大学当时的常年经费是90万银元,南开大学40万,清华大学虽有庚子赔款补贴也只有120万。奉天省财政向东北大学的投资巨大,经费计划第一年160万,以后逐年递增,人均为奉洋800元。
东北大学开课后,在聘请师资上存在一些问题,有些外省学者不了解奉省财政状况,惟恐来东北大学教书,月薪用奉票发给,一旦奉票贬值,必至影响收入,因此不愿应聘。了解此情况,张作霖当即做出决定:“凡大学教授等薪金,一律用银元发给,并不许拖欠。”为吸引一流学者来此任教,东北大学所设定的薪金和待遇相当优厚,甚至高于国内的几所知名大学。以教授为例,北大、清华教授月薪300元,南开240元,东北大学则为360元。后期章士钊等人竟高达800元。东北大学还为教授们盖新村、建别墅,安排宽敞舒适的住宅。教授们回北京探亲,还予以报销往返路费。这与当时国内战争情况下,各校教授欠薪、减薪为常事形成鲜明对比。
有了梧桐树,不怕引不来金凤凰。东北大学的这些优厚待遇,引来了当时许多的知名教授前来任教。后来据东北大学1928年的统计,在其128名职教员中,留学归来的有77人,其中11个博士、37个硕士、29个学士。而且他们当中大部分留学美国,毕业于美国的一些著名的大学,如: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康奈尔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等。其余教授即使没出国“镀过金”,也是毕业于国内一些知名的高等学府,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同济大学等等。其教授阵容之盛,远非其它大学可比。
东北大学的教学设备在当时国内也数一流。东北大学的实验仪器和机械,诸如物理和化学仪器、工学机械、动植物标本、图书、工厂设备,几乎无一不备。而且大都购自国外,比较先进,这在国内名校中也不多见。据1926年的统计,学校藏书共33164册,各类仪器标本共13516件,以及价值达万元的机械设备,为学生阅览、实验和实习提供了优越的条件。
至20年代末,东北大学已是国内学生最多的大学,教授300人,学生3000人,而当时北京大学也只有学生2000人。
最初,有不少日本人不相信张作霖会把东北大学办好。可是,日本学者新岛淳良在参观东北大学之后,也不得不说:东北大学的实验设备是第一流的,教授薪金也比国立大学高许多。其教育水准“高于日本在满洲开办的高等教育院校”。
作为一名靠武力打天下的大军阀,能从购买枪炮的钱款中拨出大笔经费来办教育,确实让人刮目。虽然这其中张汉卿出力最著,无论如何,张作霖多少还是懂得一些教育与国计民生的关系,这也是奉军在他带领下能够越走强的原因之一吧。
据说,以前大帅府的传达室门前,有一块“传达室”的木牌,他进进去去的时候,往往只看卫兵的军容风纪,不大注意其它地方。有一天不知怎么的,被他忽然看到这块标牌了,皱起了眉头,心里很不爽。下车后,他语重心长地对秘书说:“就算咱胜利了,东北统一了,也不能骄傲呀,你看这大帅府门上,只挂了‘治国护民’的牌匾,也没有挂我张作霖三个字嘛。”接着,他转过身,再把前面的传达室一指,继续说道:“你再看看我们的弟兄,一个小小的传达室,都要挂上他傅连宝的大名,成何体统?”秘书定睛一看,差点笑出声来,原来,首长把传达室看成了傅连宝,当成了人名。
闹了笑话,张作霖倒不以为忤。不过他想道若是战场上官兵们搞出这些名堂来,传达军令错误,可就是胜负攸关的大事了。所以在张学良等人的教育问题上,一向给予重点对待,不旦让张学良学习时髦的英文,招聘了许多家庭教师,还安排了奉天大儒金息侯做他的专职老师。
不过他的奉军将领们大多是和他一起出生入死的山林草寇,打仗容易,读书却难。有道是武打天下文治国,手底下没有几个得力的文臣,终其一生也不过是个草头王。张汉卿知道乃父的“大志”,也不失时机地提出大办教育,以培养人才。
张作霖也曾为此专门上书当时的大总统袁世凯,指出奉天教育存在的种种弊端,并提出了整顿的措施,建议对学校加强管理。当是时,张作霖仅是奉天城内小小的第27师师长,虽说握有重兵,但无论如何与教育是扯不上边的。
综合几个谋士的意见,张作霖在条陈中首先指出,奉天办学存在两大弊端:一在糜费过多,得不偿失;二是教授不得其人,仅是坐拥虚名,缺少实际才干。另外,他还提到,办学偏重于高等小学,忽视初等小学,使师范毕业者不愿到初小就教。初小既缺乏良师,而毕业者亦无从升学。
张作霖的条陈引起教育部、国务院乃至大总统的高度重视,肯定该条陈所指皆为症结所在,大总统命国务院将该条陈转交教育部查照。
对于第一条,教育部回复“已于本年二月十九日通令各省斟酌地方财力,体察人民生活状况,竭力撙节,以杜虚糜”。对于第二条,教育部批道:“现在小学之必待整顿,亦诚刻不容缓。整顿之法,当从力节糜费,严定教员、管理员资格入手。庶使不能胜任之教员、管理员得以大加淘汰,于教育前途乃有澄清之望。”1915年4月9日,教育部训令各省民政长遵照办理。教育界闻之欢欣鼓舞,却不知此训令源自于一个远在东北、并素有“土匪”之名的赳赳武夫所倡导。
为了培养出更多的人才,师范类学生的培养是重中之重。1918年12月1日,奉天国立高等师范学校正式成立。开学典礼上,奉天政务厅长史纪常前往宣读了张作霖的祝词。
时至今天,师范类院校学生免收学费,每月还有补助。但却很少有人知道,早在张作霖时期,奉天的师范学校就已免收学费了,而且还发给伙食费,这些费用全由奉天省政府买单。人们常说,“没有免费的午餐”,可是奉天的师范学校不仅有免费三餐,而且标准还不低呢。例如奉天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学生伙食早餐为大米粥、咸菜;中午大米饭、四菜一汤,两荤两素;晚饭四菜一汤,皆为素菜。星期六午餐改善伙食,有坛肉、木须肉、烧黄花鱼,烩海参等。另有其它如奉天高等师范学校,伙食也非常丰盛。
正史上在第一次直奉战争后,张作霖在整军经武的同时,再次狠抓教育。他欣然采纳奉天省长王永江、教育厅长谢荫昌的建议,创办东北大学,并对王永江说:“我没读过书,知道肚子里没有墨水的害处,所以可不能让东北人没有上大学求深造的机会,岷源(王永江的字),一切事我都交给你了,开学越快越好。用钱告诉我,不管多少,我宁可少养五万陆军,但东北大学是非办不可。”
成立东北大学本是中国自己的事情,可是日方得悉东北当局要自己办大学之讯,日本驻奉天总领事竟公然向王永江提出“劝告”:“听说你们要办大学,那可不容易呀!又费钱,又没人。你们要读理工科,我们已有‘旅顺工科’;你们想学医,我们早有‘南满医科大学’;你们愿学文法科,也可以派留学生到帝国大学去上学,大日本政府将予以优待,给予官费补助。你们何苦自不量力,自寻苦恼,而去自办大学呢?”王永江当即将此谈话报告给张作霖。张作霖听后,十分气恼:“他们越是反对咱老张办大学,咱们就是非办不可。得快办,要办好,快出人才。”
时不我待,百废待兴的东北亟需各种人才,按照正史的速度太慢了。虽然囊中羞涩,张汉卿还是强烈建议东北大学早建、大建,再说学校的兴建不是一日之功,等到逐渐有了规模时,东北的经济届时应该可以满足需要。于是1919年4月26日,东北大学正式成立,校舍暂用位于省城大南关的高校和文专两校旧校舍。后于北陵购置500亩地,开始动工兴建新校舍。购地款除外,东北大学的基建费用即达奉洋600万元。1925年,新校舍建成,其规模宏大,功能齐全,在国内亦是首屈一指。
除兴建校舍外,奉天省长公署还在北陵附近划拨官地200亩,拨款280万元,兴办大学工厂。这种大学设附属工厂,既顾及学生实习,又保障经费来源的模式,也是当时国内其它大学所没有的。东北大学另有植物园地100亩。这样,整个校园面积达900亩,是当时国内最大的校园。可见张作霖的建校计划,是相当宏伟壮观的。
东北大学常年经费在各大学之中也是首屈一指。北京大学当时的常年经费是90万银元,南开大学40万,清华大学虽有庚子赔款补贴也只有120万。奉天省财政向东北大学的投资巨大,经费计划第一年160万,以后逐年递增,人均为奉洋800元。
东北大学开课后,在聘请师资上存在一些问题,有些外省学者不了解奉省财政状况,惟恐来东北大学教书,月薪用奉票发给,一旦奉票贬值,必至影响收入,因此不愿应聘。了解此情况,张作霖当即做出决定:“凡大学教授等薪金,一律用银元发给,并不许拖欠。”为吸引一流学者来此任教,东北大学所设定的薪金和待遇相当优厚,甚至高于国内的几所知名大学。以教授为例,北大、清华教授月薪300元,南开240元,东北大学则为360元。后期章士钊等人竟高达800元。东北大学还为教授们盖新村、建别墅,安排宽敞舒适的住宅。教授们回北京探亲,还予以报销往返路费。这与当时国内战争情况下,各校教授欠薪、减薪为常事形成鲜明对比。
有了梧桐树,不怕引不来金凤凰。东北大学的这些优厚待遇,引来了当时许多的知名教授前来任教。后来据东北大学1928年的统计,在其128名职教员中,留学归来的有77人,其中11个博士、37个硕士、29个学士。而且他们当中大部分留学美国,毕业于美国的一些著名的大学,如: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康奈尔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等。其余教授即使没出国“镀过金”,也是毕业于国内一些知名的高等学府,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同济大学等等。其教授阵容之盛,远非其它大学可比。
东北大学的教学设备在当时国内也数一流。东北大学的实验仪器和机械,诸如物理和化学仪器、工学机械、动植物标本、图书、工厂设备,几乎无一不备。而且大都购自国外,比较先进,这在国内名校中也不多见。据1926年的统计,学校藏书共33164册,各类仪器标本共13516件,以及价值达万元的机械设备,为学生阅览、实验和实习提供了优越的条件。
至20年代末,东北大学已是国内学生最多的大学,教授300人,学生3000人,而当时北京大学也只有学生2000人。
最初,有不少日本人不相信张作霖会把东北大学办好。可是,日本学者新岛淳良在参观东北大学之后,也不得不说:东北大学的实验设备是第一流的,教授薪金也比国立大学高许多。其教育水准“高于日本在满洲开办的高等教育院校”。
作为一名靠武力打天下的大军阀,能从购买枪炮的钱款中拨出大笔经费来办教育,确实让人刮目。虽然这其中张汉卿出力最著,无论如何,张作霖多少还是懂得一些教育与国计民生的关系,这也是奉军在他带领下能够越走强的原因之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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