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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往事 作者:张鹤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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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倒的树干支撑起那些更大的树木的墙壁，夜风敲打着巨木的音栓，发出宏大而低沉的雄伟声响。
艾德里安忘我地凝视起它们的眼。茎基腐败的大树拧着暗褐色的脸；老死的栾树纵裂着伤口；一棵小橡树因拥挤而弓着背；蠹虫在栗树梢上缓缓爬动着，抖落恋恋不舍的、早枯的叶。
枯叶里，有一群蚂蚁正抬着一只秋蝉的尸体，艾德里安没能注意到它们而差点踩到它们。枯叶之下，一些蟋蟀和蛀虫正在化为尘埃。它们保留着活着时最后一刻的苦难的脸。
云雾渐渐消散了，皎洁的月光窸窣地洒落在林间。艾德里安忽然想起小时候圣母院才重修完毕时，母亲领着自己去做弥散的场景。那时，他和母亲走散了。他跑过排排跪凳去找她，声嘶力竭地喊着妈妈。
艾德里安跨过脚边的绿绒蒿和婆婆纳，好奇地张望着，穿过树丛。
排排杉树间，正挂着一轮清寒的月亮，在薄雾里，仿佛天空中的一片涟漪。
艾德里安听见母亲用嘶哑的声音喊着：“艾德里安！”
他这才发现头顶的帽子不见了，自己已经大汗淋漓。
几年之后，我曾在一场宴会上见过艾德里安德尼。他变化很大，头发修理得十分整洁，戴着眼镜，蓄着小胡子。他坐在轮椅上。其实他能走路，只是身体不好。他腿上搭着一条薄毯，正礼节周到地和昂立夫人沙龙里的那些要人说笑，讨论着越南战争。
我听说他继承了父亲的事业，和一个门当户对的女人结了婚（不过在他们有孩子之前他就去世了，最后他们的家业是由他的一位堂哥继承的；那天我在他的送葬队里还看到了哭得很伤心的茱莉亚小姐，心中一阵惆怅）。他业务上十分积极，在社交界也很吃得开。私下里说，他比他父亲更懂和人打交道和怎么赚钱得多——当然啦，在我第一次在宴会上看见他在茱莉亚小姐面前演的那出黑布丁的戏，我就知道他不是省油的灯。
说起这个我根本无法下咽的食物，我也再没有看见他吃过黑布丁了，哪怕在有泰伦斯这个恶魔口味的人在的宴会上也一样。是他戒掉了这个嗜好，还是隐藏得更深了？
虽然我最终也没能确切知道他和纳夫塔利第一次见面到底发生了什么，但我仍骄傲地认为，我是少有的知道为什么他会扶持杜兰这批新秀画家的人之一。那天在宴会上，我饶有兴致地观望他，他似乎察觉到了，在同他说话的几位先生转过去对侍者吩咐时，他忽然转过头来疑惑地看了我一眼。
这让我想起曾经有一次，我和他在巴士底见面的场景。就是在几年前纳夫塔利来为母亲画像前不久的那个初秋。我当时正和卡尔陪着莫兰夫人和她的一群仆人散步，也是那天我听莫兰夫人说起纳夫塔利在画展上的事的。莫兰夫人举着那把漂亮的、勾连着银线的小阳伞站在路旁和刚下马车的杜兰聊动偶钟时，艾德里安和纳夫塔利两个人就从街对面不远处走过了。
我听见艾德里安说：“噢！还有暖壶！”
纳夫塔利说：“他找你十多个一生丁的时候你为什么只呆着？”
艾德里安看了一眼纳夫塔利，又低下了头。
“别忘了还有喷壶，把它写上。”纳夫塔利笑着说。
我趁同行的众人没注意，就扭头望着走远的两人。这时，艾德里安像忽然发现我了一样转过头来看着我。纳夫塔利还在给他讲什么但他没注意听。
在秋天黄昏橙色的阳光下，他帽檐下的棕发泛出鲜艳的红光，褐色的眼睛里满是好奇和疑惑。他也许在想，我是不是他认识的一位先生。
他的这种眼神倒是一直没有改变。
这么多年来，我并没有后悔因为为了挖掘事件的真相而被最好的朋友怀疑。相反，我因知道了真相而感慨万千。
随着我也继承了家业，我也很快被家里的琐事、孩子的哭闹淹没，淡忘了这件事。偶尔关注一下艺术界，也再没见过纳夫塔利和他的作品。他像人间蒸发了一样。但很可能，他改名换姓，流浪去了别处。也可能，死于排犹、恐同或战争。
凯恩本来和茱莉亚已经成了让人羡慕的一对，我们都认为他们即将订婚；可事实上风风火火的两人却最终从恋人变成了熟人，他们声称彼此都不是可靠的情人，但共同玩乐却让两人的友谊持续着。
战争来时，我带着家人去了加拿大。在我兴致冲冲地盘算着回到法国并受到几个孙子的反对时（他们在加拿大有了各自的恋人——哎，年轻人！），又迎来了二战，所以后来，我也再没能回到旧大陆生活，和凯恩他们的联系也越来越少。但我还一直关注着艺术界的发展。
我在展厅里看到那幅肖像画，就想起了六十多年前的这件事来。
那是战后的一场慈善绘画展，所有的画家都匿名展出，所得全部捐给战后遗孤。
战争也给艺术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光怪陆离的色彩，扭曲简陋的形态，迷茫的支离破碎的人脸。我拄着拐杖，看到展出快结束的地方，忽然这幅与众不同地画引起了我的注意。
这是一幅老气的素描，与满室的表现主义、立体主义大相径庭，而被放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深深浅浅的碳线勾勒的是一个衣衫褴褛的、端着枪的游击队少年。他清澈的眼睛里满含着好奇与疑惑，一瞬间让我觉得似曾相识。
等我看到这幅画的名字时，我忽然又被拉回了那些飘着欧石楠香、响着钢琴小夜曲、葡萄酒映着蜡烛光的从前的夜晚。那画下面写着一行法语的《一个像艾德里安的男孩儿1917》。
我马上询问卖画人它的作者，而那位女士说，这个她不清楚，只知道这幅画是一位叫贝恩顿的老先生年轻时在西班牙买回并收藏的。现在他去世了，他的子女才清理了他的藏品。“不过我听说，这幅画的作者是位战地摄影家，很少画画。这是他为数不多的绘画作品之一。”她好心地告诉我。
也许这只是一个美丽的偶然，但我还是掏钱买了这幅画。回去之后，我的大女儿玛丽骂我说，为什么要花钱买这么一幅破画。我没有告诉她，是它让我想起了渐行渐远的年轻时的朋友们，和与他们一同分享波亚克羊肉的美好时光。
我端详这幅画上的少年，猜想，是不是因为这位画家老是盯着他看，他才会露出这样疑惑的眼神。他可能在想，这位老画家是不是他认识的一位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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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倒的树干支撑起那些更大的树木的墙壁，夜风敲打着巨木的音栓，发出宏大而低沉的雄伟声响。
艾德里安忘我地凝视起它们的眼。茎基腐败的大树拧着暗褐色的脸；老死的栾树纵裂着伤口；一棵小橡树因拥挤而弓着背；蠹虫在栗树梢上缓缓爬动着，抖落恋恋不舍的、早枯的叶。
枯叶里，有一群蚂蚁正抬着一只秋蝉的尸体，艾德里安没能注意到它们而差点踩到它们。枯叶之下，一些蟋蟀和蛀虫正在化为尘埃。它们保留着活着时最后一刻的苦难的脸。
云雾渐渐消散了，皎洁的月光窸窣地洒落在林间。艾德里安忽然想起小时候圣母院才重修完毕时，母亲领着自己去做弥散的场景。那时，他和母亲走散了。他跑过排排跪凳去找她，声嘶力竭地喊着妈妈。
艾德里安跨过脚边的绿绒蒿和婆婆纳，好奇地张望着，穿过树丛。
排排杉树间，正挂着一轮清寒的月亮，在薄雾里，仿佛天空中的一片涟漪。
艾德里安听见母亲用嘶哑的声音喊着：“艾德里安！”
他这才发现头顶的帽子不见了，自己已经大汗淋漓。
几年之后，我曾在一场宴会上见过艾德里安德尼。他变化很大，头发修理得十分整洁，戴着眼镜，蓄着小胡子。他坐在轮椅上。其实他能走路，只是身体不好。他腿上搭着一条薄毯，正礼节周到地和昂立夫人沙龙里的那些要人说笑，讨论着越南战争。
我听说他继承了父亲的事业，和一个门当户对的女人结了婚（不过在他们有孩子之前他就去世了，最后他们的家业是由他的一位堂哥继承的；那天我在他的送葬队里还看到了哭得很伤心的茱莉亚小姐，心中一阵惆怅）。他业务上十分积极，在社交界也很吃得开。私下里说，他比他父亲更懂和人打交道和怎么赚钱得多——当然啦，在我第一次在宴会上看见他在茱莉亚小姐面前演的那出黑布丁的戏，我就知道他不是省油的灯。
说起这个我根本无法下咽的食物，我也再没有看见他吃过黑布丁了，哪怕在有泰伦斯这个恶魔口味的人在的宴会上也一样。是他戒掉了这个嗜好，还是隐藏得更深了？
虽然我最终也没能确切知道他和纳夫塔利第一次见面到底发生了什么，但我仍骄傲地认为，我是少有的知道为什么他会扶持杜兰这批新秀画家的人之一。那天在宴会上，我饶有兴致地观望他，他似乎察觉到了，在同他说话的几位先生转过去对侍者吩咐时，他忽然转过头来疑惑地看了我一眼。
这让我想起曾经有一次，我和他在巴士底见面的场景。就是在几年前纳夫塔利来为母亲画像前不久的那个初秋。我当时正和卡尔陪着莫兰夫人和她的一群仆人散步，也是那天我听莫兰夫人说起纳夫塔利在画展上的事的。莫兰夫人举着那把漂亮的、勾连着银线的小阳伞站在路旁和刚下马车的杜兰聊动偶钟时，艾德里安和纳夫塔利两个人就从街对面不远处走过了。
我听见艾德里安说：“噢！还有暖壶！”
纳夫塔利说：“他找你十多个一生丁的时候你为什么只呆着？”
艾德里安看了一眼纳夫塔利，又低下了头。
“别忘了还有喷壶，把它写上。”纳夫塔利笑着说。
我趁同行的众人没注意，就扭头望着走远的两人。这时，艾德里安像忽然发现我了一样转过头来看着我。纳夫塔利还在给他讲什么但他没注意听。
在秋天黄昏橙色的阳光下，他帽檐下的棕发泛出鲜艳的红光，褐色的眼睛里满是好奇和疑惑。他也许在想，我是不是他认识的一位先生。
他的这种眼神倒是一直没有改变。
这么多年来，我并没有后悔因为为了挖掘事件的真相而被最好的朋友怀疑。相反，我因知道了真相而感慨万千。
随着我也继承了家业，我也很快被家里的琐事、孩子的哭闹淹没，淡忘了这件事。偶尔关注一下艺术界，也再没见过纳夫塔利和他的作品。他像人间蒸发了一样。但很可能，他改名换姓，流浪去了别处。也可能，死于排犹、恐同或战争。
凯恩本来和茱莉亚已经成了让人羡慕的一对，我们都认为他们即将订婚；可事实上风风火火的两人却最终从恋人变成了熟人，他们声称彼此都不是可靠的情人，但共同玩乐却让两人的友谊持续着。
战争来时，我带着家人去了加拿大。在我兴致冲冲地盘算着回到法国并受到几个孙子的反对时（他们在加拿大有了各自的恋人——哎，年轻人！），又迎来了二战，所以后来，我也再没能回到旧大陆生活，和凯恩他们的联系也越来越少。但我还一直关注着艺术界的发展。
我在展厅里看到那幅肖像画，就想起了六十多年前的这件事来。
那是战后的一场慈善绘画展，所有的画家都匿名展出，所得全部捐给战后遗孤。
战争也给艺术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光怪陆离的色彩，扭曲简陋的形态，迷茫的支离破碎的人脸。我拄着拐杖，看到展出快结束的地方，忽然这幅与众不同地画引起了我的注意。
这是一幅老气的素描，与满室的表现主义、立体主义大相径庭，而被放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深深浅浅的碳线勾勒的是一个衣衫褴褛的、端着枪的游击队少年。他清澈的眼睛里满含着好奇与疑惑，一瞬间让我觉得似曾相识。
等我看到这幅画的名字时，我忽然又被拉回了那些飘着欧石楠香、响着钢琴小夜曲、葡萄酒映着蜡烛光的从前的夜晚。那画下面写着一行法语的《一个像艾德里安的男孩儿1917》。
我马上询问卖画人它的作者，而那位女士说，这个她不清楚，只知道这幅画是一位叫贝恩顿的老先生年轻时在西班牙买回并收藏的。现在他去世了，他的子女才清理了他的藏品。“不过我听说，这幅画的作者是位战地摄影家，很少画画。这是他为数不多的绘画作品之一。”她好心地告诉我。
也许这只是一个美丽的偶然，但我还是掏钱买了这幅画。回去之后，我的大女儿玛丽骂我说，为什么要花钱买这么一幅破画。我没有告诉她，是它让我想起了渐行渐远的年轻时的朋友们，和与他们一同分享波亚克羊肉的美好时光。
我端详这幅画上的少年，猜想，是不是因为这位画家老是盯着他看，他才会露出这样疑惑的眼神。他可能在想，这位老画家是不是他认识的一位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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