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过大年

    小年的前一天，费齐走到铁锋区一家名叫永华的电脑学校门口，看到一份招聘老师的红纸广告，字写得很是难看，但他觉得比看过的任何标语和对联都有价值。他觉得当老师比当搬运工或者保险业务员更适合自己，而且自己也在电脑学校呆过，略微知道一点儿其中的奥秘，而且这个活儿好像正是一个书生的本职。

    费齐连吸了好几口气，想了好几种开场白，把立着的衣领放下来才走进去。

    永华电脑学校的办公室不大，没有什么装修，一桌一椅一沙发。校长姓刘，四十三四岁的样子，略微有一些发福，见费齐来应聘就给他倒了一杯白开水。费齐双手握着水杯，有点像捧着电热宝。刘校长坐下来后说他们正好缺一个讲office97的老师，原来的老师举家去南方了，这些日子一直是他在代课。

    费齐听说是讲office97就更有信心了，刘校长问了费齐几个office97使用的问题，刚好费齐都会，费齐的口才和仪表校长也很是满意，最后说：“ok，一天两节课，一节课二十块钱，过完年你等我电话。”

    费齐挺高兴，给校长留了电话。刘校长从抽屉中找了一张名片递给费齐。费齐双手接过来，看那名片印制得并不精美，倒更像一个简装的浓缩招生简章，刘校长原来叫刘宏。

    费齐一边把名片装进上衣口袋一边笑着说：“原来校长和汉灵帝同名。”

    一听这话刘校长先是惊讶和钦佩费齐的学问，然后就解释说其实给他起名的父亲压根儿就不知道有什么汉灵帝。刘校长好像已经提前到了知天命的岁数，最后感慨到：“惭愧得很呐，同名同姓而命运不同，看来命运另有其主宰啊！我从前也想改名来着，不过改名也挺麻烦，而且周围知道我和汉灵帝同名的你是第一个，所以改不改都一样。我说，你怎么能记住汉灵帝的名字？”

    费齐乐了：“因为汉灵帝有一个创举，就是让后宫佳丽都穿开裆裤，图个方便，所以我记住了发明人的名字。”

    “是吗？”刘校长不但佩服费齐的博学，当然也惊异于他的同名前辈的艳福，“这个我可不知道，我就知道他标价卖官，三国演义有他一份儿功劳。”

    费齐怕说多了伤了他的自尊，也怕说多了他会过份羡慕灵帝的娱乐活动，笑了笑转移话题问：“咱们学校用的是什么教材？”

    校长说：“也没有什么教材，你只要一个月下来，保证学生都会用office97就行。对了，你有空熟悉一下office2000，微软一升级，咱们就麻烦。”

    费齐听到伪汉灵帝说“咱们”，心里很是舒服、受用，自从下岗他头一回有了归属感，自信地说：“没毛病，我现在用的版本正是office2000。”

    费齐自从有了电脑，不论是什么程序，他总是喜欢用最新的版本，除非硬件不允许，没想到今天竟然有了意外的收获。

    “我说，我有点儿不明白，像你这样的人怎么会没有工作呢？”

    费齐乐了，只好长话短说道：“惭愧得很，我也不太明白，树梢工程中我被定义为树梢，被剪了下来。树梢工程您知道怎么回事儿吧？”

    刘校长骂道：“知道，树梢是树的生长点，是最有活力的部分，他妈的什么狗屁工程！你看马路边的榆树墙，那不就是典型的树梢工程吗？一排排的，腰那么高，除了好看有什么用？”

    费齐说：“也不能这么说，剪枝后果树才能挂果，果实才能又大又甜。”

    老刘说：“是这个理儿，但剪枝可是个技术活儿，我下乡那阵子，有一次给果树剪枝，一帮知青也不请农技师，我们一帮小青年一下午就把个果园剪得第二年绝了产，疼得老农直骂我们祖宗。骂完祖宗又怪伟大领袖□□怎么把一帮败家子送到农村来了。”

    费齐乐了。老刘见了更来劲了：“你别乐，你们那个□□单位我看离破产也不远了！”

    “我倒是希望您说得对，不过那么大个企业破产也不容易。”

    “破产是不容易，但职工开不出支来却容易，反正厂子也不是自己的，谁的也不是，出来也好。我就觉得给自己干事儿有劲儿，你到我这儿来，只要干得好，我不整那些没用的。”

    费齐没问他什么是有用的，什么是没用的，算了算道：“您这岁数下过乡？”

    “你别老您您的，我听不惯。我今年都四十八了，属龙的。你说我能不能赶上。”

    “不像啊。”

    “我这人没正经，平时爱闹，显得年轻，以后时间长了你就知道了。”

    费齐挺喜欢这个出言粗俗的校长，觉得这个同名汉灵帝更像从前他家后院的一个车老板儿，跟他说话不累。

    年前的几天，费齐天天到新华书店的电脑部，只要是关于office书就翻，唯恐到时候被哪个学生问倒在讲台上。失节事小，饭碗事大。

    新华书店这两年虽然也敞架售书，虽然“收款处”也早改做了“收银台”，但店员大嫂还是有点儿前计划经济国营职工的做派，后两天明显认清了费齐的真面目，时不时地阴阳怪气地坐在他身后唠叨：“不买的，看看得了啊，这儿不是图书馆啊。”

    中国人过节的习俗这些年改变了很多，有淡化的，有简化的，有西化的，也有融化了的，但过年回家团圆的习俗却丝毫未变，就像大马哈鱼回游一样有规律，一样不可改变，一样不可理喻。

    中国人平时只有当气候发生了应该发生的变化时才能勉强想起阴历的节气，虽然这节气往往像诸葛亮的锦囊妙计一样灵验，但要是让人想起古人的好处来却越来越难了。虽然这样，每到一年的最后几天和头几天人们却大都使用阴历，这个时候，阳历才像下了课的洋教练一样被人忘记。

    费齐阴历二十九下午去火车站接二哥一家。

    二哥费利大费齐三岁，属狗，高高瘦瘦的，长得很帅，高中毕业后花钱当了个汽车兵，退伍以后就到齐齐哈尔建华机械厂当保干。二嫂是建华厂大集体的工人，是个典型的大美人儿，比费齐还小两岁。两口子女貌郎也貌，天生的一对绣花枕头，放在一张床上正合天意。

    三年前这两口子都下了岗，本来单过的一家在费齐家泡了半年多，后来跑到大庆和朋友一起开了家汽车修理厂。

    费利一家虽近在大庆，但不常回家，儿子费权今年才四岁。两年前二嫂本想让婆婆过去帮着照看费权，可张桂兰一到大庆就水土不服，嫌大庆那里的水不好喝，呆了几天就跑了回来，弄得二嫂老大的不高兴，不得不把这苦差事交给了娘家妈。于是，和费家的一切来往从简，仿佛炸了大使馆以后美国大片一概不放一样。只有过年才不得不来齐齐哈尔一趟，走走形式，初二就回娘家住，一住住到初八回大庆。为这费利没少受夹板气，不过，两年多下来，形成了惯例也就无所谓了，费齐相信这次二哥能够二十九就回来一定没少费心思。

    侄儿费权一点也没有遗传父母的基因，既不好看，个头也没有同龄的孩子高，活像一辆漫画版的甲壳虫汽车，属牛的，叫二哥、二嫂惯得非常倔，费齐觉得更像是属驴的。

    小驴子的名字还是老叔费齐给起的，费齐为侄儿取名也挺自豪。这小家伙出生时是个超级婴儿，重达九斤五两，所以孩子的爷爷想给孙子取名费九五，张桂兰不知九五有多重，抬扛说那还不如叫费利四十五呢，翻了半天字典要取名为费天昊。

    费齐笑他们想复辟帝制。想到大哥的姑娘叫费嬴，觉得始皇帝以集权著称，那么费嬴的弟弟叫费权就很正常了。再者利生权，而权又反养利，费利的儿子叫费权合情合理，而且和九五之尊也暗合。

    费利夫妇虽然学历低，学识浅薄，但“权”和“利”为他们所欲也，这些话不但听得懂，而且听得进去，很顺当地就用了这个名字。

    其实费齐倒是挺佩服父亲为他们哥仨起的名字，比起同时代的人名，他们三个的名字到现在也没有过时，也没有被时事政治油炸过、□□过的痕迹。

    他曾问过父亲当时给儿子起名字的思路，老头儿倒是很老实，说是他的姓不允许自己的孩子在名字上“投降革命”，不能叫费□□，也不能叫费红卫，更不能叫费向东。不过当时要是知道自己命里会有三个儿子，那一定要叫费厄、费波、费来，合起来是费厄波来，更有水平。

    费齐这才知道自己原来也可以叫费来。再后来他有空时想到他父亲当时的思路还是有点儿窄，本来也可以时髦地称他们三个为费封、费资、费修，也是很革命的。如果如此，他今天就是费修。

    费齐抱着甲壳虫大侄儿坐在出租车的前面，费权还没上幼儿园，成天在汽车修配厂耳濡目染，小嘴儿特别的甜，一路上一边老叔、老叔地叫着，一边给他老叔讲过往汽车的牌子，是哪国造的，多少钱，是手动档还是自动档，甚至多大的排气量，搞得出租车司机也很是惊讶，恨不得有子如此。

    大哥费名一家是阴历三十儿的上午才从西安回来的。

    费名比费齐大了七岁，属马，也是大高个，已经有点儿小肚子，已经是西安交大的教授，年轻有为。大嫂是个中学英语老师，典型的老师长相老师风度，费齐不大满意，心底里稍替大哥不平。

    这两口子理论上应该有的是时间，只是一个忙着将科学技术转化成生产力，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转化成人民币，一个忙着将语言转化成学费，偷偷地给学生补课挣钱。所以，到了一年的最后一息才回齐齐哈尔来过年。

    侄女费嬴已经上小学二年级了，属猴的，长得像一根漂亮的豆芽，见了老叔费齐有些不好意思，只是拉着妈妈的手叫了一声老叔，费齐摸了摸侄女粉红的小脸儿，就抢过了大哥手里的大包去打车。

    老大一家一进门，费齐家正式过年。

    费震苏早已经买好了两大方便袋儿的烟花爆竹，老头儿还给费齐研好了一砚浓墨，只等他写春联了。

    费齐对印刷的对联从形式到内容都厌恶已极，对联内容的现代化和印刷的机械化将这一文明糟踏得像一个□□，但每家门口还都要贴上一幅。

    虽然是这么说，但要在乱轰轰的三十儿马上提笔写一个好的、雅的也不大可能，他只好从书架上找了本《历代楹联大全》，选了半天，最后还是胡诹了一幅：

    “爆竹声麻将声声声悦耳，千禧年金龙年年年顺心。”横批是“饺子好了”。

    写字时，费齐又想起了写瘦金书的钱芳，不知道她现在是不是也在写春联。他刚一放下笔，两个小孩儿就冲了上来，费嬴要画墨荷，费权却非要画一支大乌龟不可。

    大哥费名不知什么时候站在了一旁，费齐见了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说：“大哥见笑了。”

    老大忙说：“原创的总比盗版的强，你的字又有了些长进，有些味道了。”

    费齐更不好意思了，只能说：“你看，我这个其实也涉嫌盗版。”

    费教授接着说：“入耳的声音变了，关心的事也没了，你的心气儿不顺呐。”

    费齐笑了，说：“还是大哥有学问，有眼力。”

    教授说：“只是横批太过搞笑，还是换一个吧。”

    费齐从侄儿手里拿过笔，那笔画过乌龟以后已经像发廊里刚出来的新人类了，他在砚上荡了好半天，那笔才又变得温淑，回头对大哥说：“是呀，我估计老爸、老妈也不会喜欢，过往的邻居也会觉得别扭，就写岁岁平安吧。”

    教授说：“我看行，平凡是真，平安是福嘛。走吧，贴上去吧。”

    费名一边往对联背面抹胶水一边说：“夏天时我在碑林给你买了几纸唐碑的拓片，一会你来看看是不是满意。”

    费齐虽然没有大哥的学术成就，但在情趣上哥俩比较相投。老二费利从小任性淘气，不爱学习爱打架，以致胸中墨水儿不多，但并不妨碍他们哥仨之间的兄弟之情。费利很是义气，知道弟弟下岗的滋味，偷偷地给了费齐五百块钱，让他打麻将用。

    过年了，七天假。

    穿新衣，有钱花。

    除了睡觉四件事：

    包饺子，

    放鞭炮，

    打麻将，

    看电视。

    费齐摸着侄子的大脑袋直夸他的儿歌好听，这四件事中包饺子是费齐最不愿意做的了，他上午接站的时候，张桂兰和二儿媳妇就已经在家忙开了，等费齐和费名一家三口回到家时，婆媳二人已经拌好了一盆三鲜馅，一盆猪肉芹菜馅和一盆韭菜鸡蛋馅。家里的男人们看了一眼就都表示了抗议，仿佛是让他们一天之内实现共产主义似的，但当女主人和妯娌俩坐在面板前一喊，男人们也就只好放下手里的香烟茶水乖乖的都出来帮忙。

    这种大概有千年历史的食品无情地占用了现代中国人过年的时间和精力。费名教授首先就这种味美而吉祥的食品发表声明:“咱们先说好了，今年面和馅实行总量管制，最后不管是面剩还是馅剩，绝对不许再和面、再拌馅儿了。”

    全家人一听都笑得前仰后合，因为去年三十儿晚上包饺子一开始馅儿剩了就和面，结果面剩了又去拌馅儿，后来馅儿又剩了还得和面，等到馅儿和面终于基本匹配，除夕的饺子也从下午三点一直包到了夜里十一点多了。

    两个小孩子听了大人的笑声也都凑过来捣乱。

    有了费教授这个政策底限，大家仿佛看到了尽头，有了奔头。一家人围着面板包饺子倒也的确是团圆、喜庆、有年味，手上忙着也不耽误聊天。

    教授费名的课题组阳历去年承揽了一个好项目，预计今年八月就能见效益，两口子准备到那时买一辆上海大众的桑塔那2000，明年过年就可以开着自家车回来。听了这消息最高兴的是费权，小车迷马上就和大爷亲近了不少。

    车行老板费利这一年生意很好，虽然还没发到能买车的地步，但费利却实实在在地已经买了辆大排量的雅马哈摩托，老板娘也买了梦想已久的貂皮大衣，并打算明年找个空儿一家子去大哥那儿旅游。听了这消息最高兴的还是甲壳虫费权，小家伙马上就又和姐姐拉近乎，刚才画荷与画乌龟的矛盾一下子化解了。

    费震苏和张桂兰这一年很是一般，本来不多的退休金像被股评家一致看好的股票，不涨反降，二人感叹“降时容易涨时难”。五金小店儿生意更是一般，一条街上又开了两家五金店，收入没少全托了天蓬元帅的福。

    熊猫费齐把别人介绍的对象谈黄了，自己看上的姑娘变成了“好朋友”；毛虫费齐从树梢儿上掉下来，没有树叶吃了，正在树和树之间慢慢地爬。

    但他没这么说，毕竟两个嫂子在场，而且还有孩子，就算是只对着剩下的那几个直系亲属他也不能这么说，只能说自己等而下之：谈了个对象黄了，工作也没有了，刚刚找了个工作也是明年的了。

    他没说和钱芳的事，因为太形而上学，这种事他只能一带而过。

    侄儿费权最有同情心：“老叔你来我家修车吧，我教你，可挣钱拉！”

    费齐喜欢地抹了费权一脸儿白面。

    三好学生费嬴在大家的鼓励下免强说她今年的学习不算太好，期末考试没有进前十名，送去参展的水墨画也没有获奖。

    小费权大说自己过得最最不好、非常不好：汉堡包没吃够，山地车也没给买。

    费齐觉得自己虽然比不上两个哥哥，但与父母和两个孩子比还不算太差。

    七个大人忙了整整四个小时，才把三盆馅包光，剩下一大块面，费家一把手张桂兰说：“馅儿剩有钱花，面剩有衣穿，这块面留着初七擀面条！”然后领着两个媳妇忙着收拾面案，进厨房准备年夜饭。费震苏与三个儿子又去客厅吸烟喝茶，老头约摸厨房里年夜宴准备得差不多时，就起身领着儿孙们去放鞭炮，这一刻费齐想爸爸一定很幸福。也许他此刻忙得并没有想这些，那可是有点浪费情节。

    整个一天，这个城市就断断续续、时远时近地响着鞭炮声，这种古老的驱鬼的噪音逐渐地把过年的气氛提了起来，整个城市像一锅小火慢炖着的鲍鱼。

    费齐家住在六楼，大家都懒得穿衣下楼去放鞭炮，就在凉台敲掉了窗上的结冰，开了窗，支了一根儿杆子挂上了一千响。六平方米大的地方挤了大小六个人，刚要点火，已经把两个孩子吓得没了影。大人们一边嘲笑孩子们的退化，一边朝花夕拾，叮叮咣咣地放了起来。

    火药的香味弥漫了小小的阳台，大人们意犹未尽，饺子已经出了锅，端上了桌，那两个被吓跑的退化了的小孩儿奉了奶奶、妈妈们的圣旨来喊凉台里玩得正在兴头上的四个大男人吃饺子。

    屋里热气腾腾，香气扑鼻。

    “饺子就酒，越吃越有”，中国的吉利话仿佛一合了辙、压上了韵就变成了真理和事实，同样的意思如果说成“吃饺子的时候喝点儿酒是非常吉利的”，那可就没有了可信度，也就再也不会流传了。从来也没有人考证这种韵文的真实性和灵验的程度，但是大家都信，而且大家都知道这个“有”有的都是好东西，有的财、是运、是福、是禄、是寿，是喜，而不是有气、有仇、有病、有灾、有难、有债务。

    平时的圆桌上又加了一个更大的桌面儿，桌子上这时并没有饺子，饺子只是除夕餐桌上的共和之君，这时包括鸡鱼肘子在内的十多个炒菜和凉盘把一个大桌子摆得满满的，费教授把从西安带来的西凤酒打开，一家九口共同享用这顿一年中最重要的年夜饭。虽说是年夜饭，可是吃完才五点多，碗筷酒瓶子刚一捡下桌，大桌面儿就被取下，铺上了深绿色的毡布，老二费利接着就把光润可人的麻将就倒在了桌子上，麻将大战正式开始。

    一家四个男人先坐在了麻将桌边，发放着扑克作为代币的筹码并且规定着筹码的币值和现金结算的办法。厨房里刷碗的三个女人急得直抗议，老二媳妇甚至已经提出了改革方案：“从明天开始，赢钱的刷碗！”

    这个方案大家都能接受，轰然同意。

    “手臭的下来！”

    这个方案也能勉强通过。

    麻将这个大概只有几百年历史的东西随着中国人的富裕，渐渐成了人们节假日的主打娱乐活动。它和包饺子不一样，包饺子是苦中有乐，打麻将是乐中有苦。

    四个人玩的麻将主要讲究从另外三方的失误或者自己的运气中赢钱，要是说有水平在里面的话，那就是玩者的水平越高失误就会越少，运气也就相对越多；它的支付规则是：当纯靠自己的运气挣钱时，和牌的概率越小，挣钱就越是丰厚。中国人对概率和风险早有认识，可惜的是就像火药被用作鞭炮，指南针用于测风水一样，这种概率论和风险意识只变成了麻将的一种结算依据而不是风险投资和风险资本的运作。费齐把茶水重新沏了一壶，进屋时老大和老二正在比赛摸牌的水平。他笑自己想的这些如果也写成一个《什么所见》，天蓬元帅就真的出头无望了。

    费家自从三个儿子都有了收入以后，每年过年都要支上一桌麻将，让幸运之神来一次国民收入的再分配，今年费齐哥仨还在包饺子时就准备和老爸大战一场了。每年两个嫂子和老妈都在一旁观战，伺机替补上场。只有费齐孤军奋战，以至战到后半夜经常丢张儿也没人提醒。但也有好处，就是从来没人抢他的位子，没有下岗的危协。

    今年费齐的手头挺紧，除了二哥给的五百，上场前暗地里又向老爸借了二百，今天打心眼儿里想多赢点儿，补贴一下这个月的拮据，可是偏偏不随心愿，不一会儿就输了一百多。

    麻将真是一个怪物，如果不和经济利益挂钩它就变得毫无趣味，它天生就是一个老百姓认可的国民收入再分配的工具，就像货币天生就是商品的等价物一样；玩它即要有技巧，更要有运气，麻坛高手运气不好，也会像关云长走麦城一样；麻将的门坎极低，会玩就可以赢钱，不像围棋，规则简单，但要玩成高手却是极难。还有，麻将桌上无父子，这个东西能使刚刚在一个桌子上吃过团圆饺子的一家人的亲情和裙带关系完全消失。

    费齐好不容易早早上了听，让一旁的老妈帮着看牌，出去洗洗脸，换换运气。回来时见另一个房间里费嬴正和弟弟过家家，费齐给两个小孩每人一百元的压岁钱。

    费嬴八岁了，仰着红红的小脸高高兴兴地说了声：“谢谢老叔！”，拿着钱就去上缴她的老师妈妈了。

    费权才四岁，虽然早就会说谢谢，但却不会上缴额外收入，接到费齐给的压岁钱装模作样对着光看了看，活像一个袖珍守财奴的样儿，没想到接着就拿那张红色的纸到一边叠飞机去了，又是一副挥金如土的架势。费齐想不出这压岁钱到底是一种人情，还是一种单纯图个吉利的风俗，他倒是更相信这会成为一种根深蒂固的早期教育。

    费齐挺喜欢这两个孩子，但想起麻将桌上一家人看上家、截下家的，仿佛尼罗河上的一船人，而且就算一伙的那三个两口子也往往因意见不一而互相抵毁，一家人围着麻将桌打牌与围着面板包饺子时不论心气儿还是理智都全然不同。

    费震苏老两口儿出起牌来是一票否决制的，大概是因为岁数大了，过过苦日子，为“钱”谨慎的原因。而且，一票否决制的决策效率低下，所以出牌总是最慢的，经常遭到费齐哥仨的强烈抗议。

    老大费名一家出牌是民主集中制的，也许和这两口子的教养和职业有关吧，费名就算有主意也往往问一下妻子，所以这一伙的气氛最好。但民主集中制不但效率不太高，而且效益也并不好，他们也同样搞不清楚民主集中制到底谁负责。教授时常怪妻子没有好主意，妻子又怪教授没主见，没魄力，个别时候还偷偷地搞□□。好在有一票否决制在那里比着倒还能够忍受他们出牌的速度，关键是对父母说深说浅怎么都行，对远道而来的教授一家总还得忍一忍。

    老二费利一家出牌则是君主□□式的，只是□□者一会儿是费利，一会儿是老二媳妇，政权的每一次更迭都伴之以挖苦和讽刺。但是，他们两口子就像以色列，虽然不□□宁，但却很富裕，这两口子吵归吵，却赢了三家的钱，所以嘴上虽然激昂，心气却最平和。

    费齐觉得自己今年的运气就像是恐怖份子，一会儿为庄家的开门负责，一会儿为给对门点上一炮儿负责，一会儿又让下家吃到了绝张儿。等到中央电视台《春节文艺晚会》又如期开始的时候，他兜里借来的二百多块钱就已经都自杀了，对于一块钱的小麻将来说这已经够快、够多的了。

    七个人中有晚会情结的老大、老妈和二嫂去看了电视，剩下四个人关起门来继续战斗。才过了不到一个小时，那些看晚会的就陆续都回到麻将桌上来，一边了解战况一边抱怨今年的晚会节目太水。

    费齐一家从八四年开始三十儿晚上看《春节文艺晚会》，一看十余年，几成习惯，虽然总是嚷嚷一年不如一年，可还是不能完全放弃。同时费齐也怀疑央视有让这个一年一次的栏目变成百姓风俗的野心。但习惯成为风俗费齐觉得怎么也得让老百姓考察个百十年，况且一个电视栏目成了风俗还史无前例。从回来的这几个人的表现看来，春晚要成为春节习俗之一还任重而道远，它不像放鞭炮，这两年各地政府相继禁止，然而屡禁不止，于是不得不解禁，这就是习俗的力量，它能让一种有百害的行为不能成为“非法”，反之，百姓不认可的就算有人执着地推行也是枉费心机。

    二哥给的五百元也抵挡不住三家的搜刮，费齐兜里已经所剩不多了，好不容易靠举债才坚持到了十一点半，这时外面的爆竹声已经连成了一片，过年的气氛几近□□，张桂兰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切好了几个凉盘，又煮好了一锅饺子，麻将才不得不告一段落。

    窗外爆竹声已经乱成一片，近处的震耳欲聋，远处的已经分不出个来，窗帘被烟花映照得红红绿绿，已经根本听不到电视中两位主持人和现场观众的倒记时声了。费齐想，爆竹声吓跑了各路妖魔鬼怪的同时，不知是否也吓走了保佑人们的神灵。

    费齐觉得过年时乞求万事如意无论如何是不现实的，没有什么比万事如意更贪婪的愿望了，与它比起来，要座金山、银山只能算是个小意思；也没有什么比万事如意更不切合实际的目标了，与它比起来，世界大同简直就是指日可待。所以他在龙年的电视钟声中默默地乞求，乞求新的一年中能有三件事办得遂心如愿。

    等吃过年夜饭再回到牌桌的时候，一切全都变了，不到一个小时，费齐就不再欠债了，到天亮时已经扭亏，等到了初一后半夜三点钟结束时，费齐已经赢了八、九百了。

    这一天多下来，麻将几乎没有中断过，桌上只有费齐是连续战斗，中间也没睡觉，吃饭时就让老妈替上一小会儿，要不是费利一家初二回娘家的话，费齐马上就要坚持不住了。

    这些年来，费齐从来也没有赢过钱，他不知道这回赢钱是不是占了他龙年三愿望中的一个指标。只是二嫂老大的不高兴，埋怨费利手太臭。费利则埋怨媳妇打牌的理念不对头，后来又抱怨当初不该在兴头儿上时借费齐钱，把手气都借走了。

    费齐在送他们一家时，在楼门口当着他们的面儿捡了一个折得整整齐齐方纸块儿，打开一看竟是两张百元大票，二嫂看得傻了眼，认定费齐是财神爷附体，也就不再埋怨老公了。

    费名一家呆到初五才回西安。费利一家虽然先走了，但人手还够，麻将不散，牌桌上没了这两口子，清静不少。接着四天费齐是天天洗碗，两个哥哥的返程路费全由费齐包办最后还剩了六百多块。老大两口子后悔没有初二和费利一起走，结果又多花了六、七百块雇费齐洗碗。

    费齐送走了大哥一家，从火车站一个人走着回来。

    他每一次从火车站回家都感觉心情特别的好，如果是从外地回来，有一种“田园将芜，胡不归？”的感觉，如果是送站回来，更是“客走主人安”式的放松。

    过年这几天，对于中国人来说，不论是体力、精力还是肠胃都是一场破坏性的试验，比起大马哈鱼玩命的回游一点儿也不逊色。

    费齐挺过来了。

    初五是几号、星期几费齐全不知道，中华文明在过年的这几天又复活了。气温也因为过了春节而回升了很多，风虽然很大但已经没有了刺骨的感觉。

    马路上行人不多，地上随处都是鞭炮烟花的纸屑和纸筒，作为垃圾而能让人喜悦的恐怕只有鞭炮的纸屑了。零星地还能听到几个爆竹声，仿佛大战过后零星的冷枪，这冷枪让人感觉到马上就要回复到生活的常态中去了。

    店铺开张的不多，每一家店铺门上都无例外地贴着雷同的辞旧迎新、招财进宝类的春联，比起普通住户房门上的对联个头更大更气派，口气也大得惊人。在一个小饭店门口费齐见贴着：“五湖鱼虾源源进，四海财源滚滚来”，费齐乐他根本也不考虑道路状况能不能保证五湖的鱼虾运到后还能否新鲜，更不考虑汇兑能力能不能保证他的货款及时的交割。仿佛从前的“大干快上，力争上游”一样的信心十足，更像“超英赶美”一样豪情万丈。从前，那些不能大干、不能快上的干部群众再不贴上几条标语口号实在没法应对上级领导的检查；现在，那些不能多挣点儿钱，眼下还没能发大财的再不自己贴上几句吉利话简直就活该天诛地灭。人们吹牛、浮夸、迷信、冒进的心理找个地方就冒出头来，挡也挡不住。

    过年这几天，打完牌就吃饭，吃完饭再打牌，睡觉时间被压缩得像小学生的课余时间，更像国有企业的利润。出门就打车，躺下就睡着，醒来再打牌，生活是如此的单纯、富足、快乐、刺激。直到此刻，费齐才又回到了自己的生活，才又想起来自己还是个无业的单身汉，生活又变得复杂、拮据、失意、困倦，没有激情，也没有兴致，仿佛冬眠的虫子搞错了时令，提前复苏了。

    费齐路过还关着门的永华电脑学校时，远远看见门口挂了两个红灯，门上的春联上下联都已经没了，只剩下“招财进宝”的横批了。想到自己再过两天就要当老师了，费齐心里痒痒的。

    初六、初七费齐在家先把被挤占、挪用的睡眠都找了回来，之后就是做了好几个版本的教案，反复考虑了课堂上学员大概能提出的问题，一切都准备好了，可是就是等不来永华刘校长的电话。

    人才市场还没有开门营业，天蓬一家去大马旅游还没回来。费名一回到西安就来电话报了平安，另外告诉三弟可以去上海一家机床厂，有一个朋友那里当主管。费齐挺高兴，告诉大哥过几天给他消息。放了电话，想起大哥带回的拓片，一边临摹一边想自己是不是应该走出齐齐哈尔。

    他每天都去看看电脑学校，离老远看学校已经开学了，他不知道为什么没有接到电话。他不好意思进去问，不愿让刘校长看出他很着急的样子，怕叫老板抓住他的弱点。

    过了正月十五，费齐再也顾不得什么弱点，直接走进了刘校长的办公室。

    老刘一见到他，高兴得不得了：“你可来了，这个年过得我，喝完酒打麻将，打完麻将又喝酒，把你的电话号码给弄丢了！真是对不起。”

    还没等费齐说“没关系”，老刘就给自己开脱了：“不过，老天也算公平，我为你代了好几天的课，也累得够呛。”

    费齐乐了，心中一块石头落了地，随即他就后悔，这么一块破石头自己为什么举了这么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