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二十七章 赌博之风日渐盛

    “小兄弟，过来过来，快过来。”
    李小鱼是朝那拿着签筒背着竹筐卖橘子的孩子招了招手。
    那十来岁的半大小孩一见，本来有些紧张忐忑的面色，也是不由一喜，急忙快步走了过来，略显紧张的对他说道。
    “小郎君，你叫我？”
    李小鱼点了点头，好奇的看着他道。
    “嗯，你这橘子是抽签啊？”
    闻言，这小孩是急忙点头道。
    “没错小郎君，你要抽吗？”
    正说着呢，一旁的鲁达和贾斯文两人也是走了过来，看着李小鱼是急眼道。
    “诶王华，你怎么还在这啊。”
    “就是，快回去看书啊，今晚就要和那群文举生比写词了，你就是临阵磨枪，也不快也光啊。”
    李小鱼却是罢手道。
    “诶，你们两个家伙就别管那么多了，小爷我自有分寸，不用担心的。”
    说着，他又是转头看着那有些腼腆拘谨的小孩问道。
    “好了小兄弟，你也别紧张，跟我说说，你这抽签怎么玩啊？还挺少见的，我还没玩过呢。”
    就见这小孩是点了点头，先把装橘子的竹筐放了下来，然后捧着签筒对李小鱼急忙道。
    “小郎君，很简单的，就是猜点数，我这签筒里一共有三十支签子，分别有一到十个点，有的点数多，有的点数少，你只要猜中了，我框里的橘子你就白拿两个，白吃不要钱，而要是没猜中的话，你只要给我一文钱就行了。”
    “哦，原来是这样啊，玩法倒还挺简单的，不过这难度挺大的啊，跟赌博一样，还不容易中，官府不管吗？”
    李小鱼是略微皱眉的说道。
    闻言，听得他这么说，这小孩儿是有些讪笑的说道。
    “呵呵，小郎君你说笑了，这以前倒还管管，不过现在基本不怎么管了，好多差爷都在我这猜橘子吃呢，而且这也算不得什么赌博，就是玩玩而已，反正每次只要一个钱，也不算贵，你要是猜中了的话，就是两个橘子，肯定赚的。”
    李小鱼听他这么说，一脸不以为然的样子，却是脸色微微一沉，有些忧心的叹了口气。
    因为先不说这玩意不容易中，每次猜中的几率连十分之一都不到，单是现在官府不怎么禁赌，就很说明问题了啊。
    因为国人生性好堵，很多人都幻想着以小博大一夜暴富，从而嗜赌如命，就指着赌博发财。
    可哪那么容易啊，这常言道十赌九输，所以往小了说会倾家荡产害了一个家庭，往大了说输光之后为了筹集赌资可能会杀人放火扰乱社会，这万万是要不得的，是一个社会到了一定程度出现的一种非常严重的弊病，贻害无穷，影响深远。
    而且这种弊病还难以避免，因为赌博就像是一种天性，由来已久，扎根在国人的骨子里，如在字典里将赌博两个字解释为：“对一个事件与不确定的结果，下注钱或具物质价值的东西，其主要目的为，赢取得更多的金钱和或物质价值。”
    所以从这个定义上来看，人类的赌博历史真的是源远流长，甚至可以追溯到文明产生的早期。
    比如在旧石器时代，便能找到类似“碰运气”的事件遗存，史前文明中也有大量运用“抓签”来判断凶吉的筮卜方式。
    《说文解字》中便记载了“古者乌曹作博”，乌曹是夏朝君王桀的臣子，可见，赌博在夏朝已经形成了基本完整的一套形式。
    包括最开始用抽签来分配出勤与分配劳动果实，用龟壳上的裂纹来决定国家大事，这本身就类似一场场的赌博。
    因此国人之所以如此热衷于赌博，便是从这个时候镌刻在骨子里的。
    而且中国的赌博，因为历史悠久，所以花样也非常繁多。
    比如早在春秋战国时期，齐国人就嗜赌成风，无论是在上层贵族中，还是低贱小民中，博戏都已成为日常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其中最著名的齐国赌博故事当属田忌赛马了，还编写在了课文里，虽然这貌似是一个讲智慧的故事，但其本质来说还是一个赌博的故事，就是赌马嘛。
    孙膑以兵法运用于博戏当中，教田忌“今以君之下驷与彼上驷，取君上驷与彼中驷，取君中驷与彼下驷。”
    正所谓上行下效，上层贵族喜欢赛马，下层小民则喜欢玩“斗鸡”和“走狗”。
    像是《左传·昭公二十五年》中记载，季氏与郈氏两人斗鸡，季氏的鸡武装的更有手段，用芥子粉，涂于鸡翼下，让郈氏“为之金距”的鸡无法睁眼，最后将其击败。
    “走狗”的玩法跟赛马差不多，就是比赛谁家的狗跑得最快。
    斗鸡走狗一直到两汉三国时，依然是民间和宫廷最流行的游戏。
    例如魏明帝曹叡，不仅喜欢斗鸡，还专门为此建了斗鸡场所
    到了南北朝时期，玄学风气日盛，世家大族的子弟们嫌弃那些有实权的官职腌臜，是“浊官”，不肯去做，但玩起斗鸡来，倒不嫌那些鸡掉毛了。
    那些自诩清高的文人士子们，一边流觞曲水，一边斗鸡走狗，在大俗大雅之中放荡形骸。
    终于，到了唐太宗时期，作为一个有识之君，唐太宗深刻意识到了赌博的危害，深感前朝腐化堕落而亡，于是严令士大夫赌博，但依然无法禁止。
    如到了唐玄宗时期，博戏又成为了街头巷尾的靓丽风景，李隆基本人更是沉迷斗鸡，宫中甚至有专门靠养斗鸡维持生活的人，得到他的垂青，专门招来，替皇帝养鸡。
    为此长安东城一个叫贾昌的人，还因斗鸡被封为“衣食龙武军”、“鸡坊小儿”。
    不仅唐朝不仅斗鸡，还喜欢斗鹌鹑，玩法是在两只鸟前放置米粒，让其争抢、战斗，胜负裁定以一方退却为标准。
    到了宋代，国富民强，经济发达，老百姓们口袋里有了两个闲钱了，更是嗜赌成风，凡事都好赌两把，像是斗蛐蛐儿便成了此时最流行的博戏。
    乃至于赵家丢了北宋的天下，一溜烟儿跑到南方后，都没把这份国粹丢下，临安街头最先发展起来的行业中，“促织儿”、“促织盆”就非常鼎盛，是专门售卖蛐蛐周边的。
    到了明朝也一样，同样喜欢斗蛐蛐，特别明宣宗时期，苏州朱镇抚给朝廷上贡了一只产自上方山的蟋蟀“黄麻头”，一举斗败了皇帝的“梅花翅”。
    宣宗非常高兴，下谕旨封这只蛐蛐为“金丝黄麻头”，这还不够，连上贡此蟋蟀的朱镇抚也“加官两级”，赏赤金百两。
    上行则下效，皇帝喜欢蛐蛐儿，民间就到处抓蛐蛐，有专门判断蛐蛐好坏的“健夫”“小儿”职业。
    包括清朝满洲人原本不流行这个，入主北京没几个月后，也染上了斗蛐蛐的坏毛病，一场斗戏往往能赌上数十金。
    除了用动物、昆虫作为赌博的玩意儿，各种赌博道具也在不停发展之中，花样更为繁复。
    汉朝流行“六博”、三国流行“樗蒲”、唐朝人玩“双陆”、宋代人掷骰子、明清盛行纸牌和麻将，就连闺阁中的女子，也要藏起绣花针玩起“打马”。
    此外，还有骨牌、投壶、握槊、叶子等，数都数不清……
    尤其是被称为古代版足球的蹴鞠，其本身就是一场赌博游戏。
    尽管经常有很多人为了赌博，倾家荡产，断手瞎眼，但这种游戏却依然流行。
    以“克己复礼”为核心原则的儒家士子们，在赌博面前更是彻底放飞了自我。
    无数文人墨客还专门为赌博写诗作曲，歌颂太平，比如关汉卿这一曲《骰子》：
    一片寒微骨，翻作面面心。
    自从遭点染，抛掷到如今。
    包括著名的女诗人李清照，其实也是一个大赌鬼，专门写过一篇《打马图序》：
    【予性喜博，凡所谓博者皆耽之，昼夜每忘寝食。但平生随多寡未尝不进者何？精而已。】
    所谓的打马其实是一种棋艺博戏，棋子叫做“马”，李清照沉迷于此，煞有介事地夸口自己的赌艺说：
    “老娘我啥赌法都会玩，简直是废寝忘食呀！平生赢得多输得少，都是因为我精通呀！”
    到了民国时期，各种文豪大师们又都开始沉迷麻将，其中最著名的便是胡适了。
    一开始，胡适因为老婆江冬秀爱打麻将输了不少钱，还非常痛心疾首的说。
    “女人们打麻将为家常，老人们以打麻将为下半生的'大事业，’我们走遍全世界，可曾有那个长进的民族，文明的国家肯这样荒时废业的吗？”
    可说完没过多久，他自己就学会了打麻将，在老婆的耳濡目染下开始了“真香”之旅。
    于是后来他又一本正经地说。
    “英国的国戏是板球，美国的国戏是棒球，日本的国戏是相朴，中国的国戏自然是麻将了。”
    在汉代的《盐铁论·授时》中，写道：“博戏驰逐之徒，皆富人子弟”。
    说明赌博是一场极其耗费时间和金钱的游戏，不是富二代基本都玩不起。
    可赌博的吸引力又实在太大了，它不但是一项好玩的社交游戏，更能让人有一夜暴富的盼头，所以贫民百姓当中，赌博者不计其数。
    虽然赌博从古至今都在街头巷尾非常流行，但你真要是以为古人对赌博是十分纵容的态度，那可大错特错了。
    古人沉迷于这类赌博游戏，已经到了败坏社会风气的地步了，于是孔子在觐见鲁国国君时，就一针见血地指出：“若是乎，君子之恶恶道至甚也。”
    可惜孔圣人的话，在当时没有几个人听得进去。
    到了战国时期，李悝最先对赌博的危害有了明确认识，并制定《法经》严令赌博：“博戏，罚三金。”
    不仅如此，《法经》还规定：“太子博戏，则笞。不止，则特笞。不止，则更立。”
    也就是说，太子赌博是要挨鞭子抽的，发现一次打一次，如果被发现三次，连太子之位都要被废掉。
    秦朝统一六国后，也对赌博持坚决反对的态度，对私下设赌的官民脸上刺字，还要“挞其股”。
    西汉建立之初，刘邦深知上梁不正下梁歪的道理，对官吏聚赌者处以重刑，汉武帝也经常以赌博为借口，削掉官吏的爵位。
    唐代就跟不要说了，李世民及其反感赌博，对于聚众赌博者不但要打一百板，还要没收家里的“浮财”，唐玄宗时期还有规定，在家里开赌坊的，赢的钱要以偷盗论处。
    宋朝虽然是赌博风气最盛的一个朝代，可也是对赌博的处罚最严厉的时期。
    虽然宋朝重文轻武，刑不上大夫，但一旦被发现赌博，还是有掉脑袋的风险的。
    之所以如此，便是因为五代十国后期天下大乱，盗贼四起，赌风日盛。
    宋太祖赵匡胤立国之初制定的法典《宋刑统》对禁赌有明确的律文。
    在实际的处罚中，甚至超过了律文限制，处罚之重可谓空前绝后，故北宋开国后，宋太祖制定律条：凡在京城赌博者一律处斩。
    这不是说说而已，而是完真的，《宋史.太宗纪》记载：太宗“淳化二年闰二月己丑，诏京城蒲博者，开封府捕之，犯者斩。”
    包括凡隐匿赌徒不报者与之同罪。(《宋会要辑稿.刑法志》：“开柜坊(赌场)者，并其同罪”)。
    以及京城以外犯赌博罪的一律发配充军。
    明朝朱元璋更是严令，赌博的人都要被“解腕”，也就是剁手。
    大清律例中，也能找到对聚众赌博者流放三千里，建设乌鲁木齐的惩罚。
    可是都没用，即便刑法如此严苛，社会上对于赌博的风气依旧屡禁不止。
    人们总说，小赌怡情，大赌伤身，官府即便想要治理这等不良风气，却无法禁止市民们的“小赌”，一旦有人来抓，只要及时藏起赌资，说一句“我们没玩钱”，就不了了之了。
    毕竟律法再严苛，也不能禁止百姓下棋投壶吧？养鸡遛狗又能犯什么罪呢？
    历朝历代，老百姓们就用这样的借口，依然不断地将赌博这项“国粹”发扬光大了。
    但赌博的代价，从来都很大。
    《东京梦华录》里写宋朝的赌徒，输红了眼，跑到大街上抢人荷包、乃至越货杀人，搅乱社会治安。
    满清八旗子弟，肩不能挑，手不能提，除了抽大烟就只有牌技令外国人大开眼界，白花花的银子水样流出去，不是流进鸦片贩子的腰包，就是流进胡同里的小赌场。
    输钱，还是小事，多少人，因为输光了赌资，卖儿卖女，将老婆孩子都押上赌桌，输到最后孑然一身，还想着翻本，直到再也无力还清，剁了手指割了耳朵，从此不能成活。
    多少家境殷实的人，沾上了赌，落魄成街头乞丐；多少老实本分的人，沾上了赌，抹了脖子上吊。
    总有人想投机取巧，又有几人能为命运翻盘？
    所以看着此时又逐渐兴盛起来的赌博之风，是让得他逐渐皱起了眉头，因为想要改变这个时代，是越发困难了啊，要做的不是一点点。
    不过，说不定他可以借此做点文章，好好折腾折腾那帮文举生，你们要玩是吧，那好，小爷我就陪你们玩，玩不死你们，嘿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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