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百二十七章

    说到官员的基本工资的话，唐宋无疑是最优厚的，特别是宋朝。
    因为相比较而言，宋朝的经济是最发达的，在中国历史上独树一帜，达到了巅峰。
    所以朝廷最有钱，文官系统也最发达，自然而然，掌权的文人士大夫们不会在薪资上太过亏待自己，肯定是想尽办法给自己谋福利啦。
    毕竟与皇帝共天下嘛，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是皇帝的，自然也是他们的。
    与这两个朝代相比，明清两代的官俸就显得最为微薄了，在人们的印象里，明清两朝的官员们，生活都是十分清贫的，平日里只能以粗茶淡饭度日。
    比如海瑞，因为给母亲祝寿而买了两斤肉，结果居然震惊了整个朝野，成为了当时娱乐新闻的头版头条，上了热搜。
    包括明末清初的著名思想家顾炎武都曾经感叹“自古百官俸禄之薄，未有如此者”。
    顾炎武的这一观点影响很大，后世几乎所有研究明史的人都有类似的观点。
    明代官员很穷，贪污是低薪制导致的，穷是“当贪官的理由”。
    而事实上，明代的俸禄是洪武二十五年开国太祖朱元璋定下来的，后来成为有明一代的定例。
    可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难道朱元璋在制定工资标准的时候，不会给他手下的官员基本的生活费？
    这既不合情理，显然也不可能，而且朱元璋也认为，他给官员的工资是够他们养家糊口的，甚至可以算是优厚的。
    这就产生了历史的吊诡：一边是官吏们喊工资低，而另一边朱元璋则说工资已经够高了，你们若再贪污，到时候杀头抄家可别怪我狠。
    那么，大家可能会产生一个疑问，明朝的工资标准真的很低吗，较之两方谁的说法更可信呢?
    作者菌也一样，曾产生过同样的疑问，甚至还专门查过资料，可以给大家简单的解释一下，咱们先来看看这位朱重八同志的理由吧。
    历史上，在洪武二十五年八月，这位了不起的朱重同志颁布了一份反腐教材，叫做《醒贪简要录》。
    这份教材详细记载了朱重八同志制定官吏工资标准的理论依据。
    明代正一品官员的俸禄是每月支米87石，一年1044石。
    明代的一石米大约是现在的155市斤，按现在一斤米值2元钱算，年薪大概是32万元。
    在明代，正一品官员相当于现在的总理副总理一级，一个大国总理，年薪32万元不能算高。
    但是，《醒贪简要录》的算法却让我们震惊，让我们感觉到这份工资其实并不低。
    原因是这样的，按照朱重八同志的逻辑，米来自稻谷，加工1044石米需要2620石稻谷。
    而要生产2620石的稻谷，则需要用田873亩，种田需要耕牛，按一头牛耕地50亩计算，需用牛17头。
    田间劳作方面的人力花费，按一个人种田15亩计算，需要57个人耕种。
    收割之后，农夫挑一担未脱粒的稻禾只能出4斗稻谷，所以1044石米需要6550挑。
    如果从田里把稻禾挑到打谷场是一里路，再回去挑也要走一里路，那么来回就是2里路，这样算下来为了挑担就得走13100里。
    因此，正一品官员俸禄每月87石米看起来似乎不多，但为了这份俸禄，老百姓却不知要花费多少劳力和辛苦。
    光是挑担就是一个万里长征的路程，你能说这份工资少吗?“如此筋骨劳苦，方得许多粮米。”
    于是朱重八同志反问道，“为官者既受朝廷重禄，尚无餍足，不肯为民造福，专一贪赃坏法，亡家果可怨乎?”
    由此可知，朱重八同志在制定官吏工资标准时并没有让官吏空着肚子干革命的意思。
    相反，他认为官员“若将所得俸禄养家，尽自有余”。
    以七品县令的工资标准而论，月薪是7.5石大米，年薪只有90石，与一品官员的月薪差许多。
    但按照《醒贪简要录》的算法，也需要70多亩地、5个农民专门为之生产，光是挑那些稻禾就需要走1000多里地，所以，很难说这个工资标准低得让人无法接受。
    若按照现代经济学的评价方式，一般可以用恩格尔系数(食物支出/消费支出总额)来评价一个人的生活水准，系数≤20者为极度富裕、系数20—40的为富裕。
    照明清时代的通常说法，一个人吃饭每天需米一升，每月需米三斗。
    中国古代的家庭人口数据则显示，每户平均是4—5人。
    县令月薪7.5石米，假如其一家是5口人，那么吃饭每月需米不过1.5石，仅占月薪的20%。
    米是主食，假定其他食物花费与米的价值相同或稍低，那么，按恩格尔系数计算，工资可以使县令一家处在系数≤40的水准，因此他虽然算不上极度富裕，至少也应该处在富裕水平。
    这么看来，朱重八同志当时制定的官吏工资标准绝不像顾炎武等人所说低得让人无法接受，反而算得上是“重禄”了。
    但是，明代官员生活拮据似乎又是事实，这里面的原因到底在哪里呢？
    很简单，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俸禄标准执行不到位、物价上涨等等，但最根本的原因还不是这些。
    是在于中国古代的家庭制度，特别是妻妾制度，咱们就以大清官海瑞为例。
    海瑞任淳安县令一职的时候，工资经七折八扣，实际领到的是12石大米、27.49两银子和360贯钞。
    需要说明一下，钞是明代发行的纸币，不过很不值钱，发行当年就贬值了，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只能拿来擦屁股，还脏手。
    所以仅以12石大米、27.49两银子来计算，它能不能使一个五口之家过上相对来说还过得去的日子呢?
    明清时代的社会经济史研究表明，当时普通百姓五口之家每年如果有30两银子，日子已经可以过得不错了。
    有学者曾推算过清代江南人的年生活费支出，大致情况如下：
    1.每年每户(以一家五口计)日常生活所需口粮为15石～18石(以常年米价1石值银1两为准，约需银15两～18两)。
    2.副食(包括油盐、肉荤、菜蔬之类)，全年每户支出约银7两。
    3.全年每家用布支出约银3两。
    4.燃料每年支出约银3两。
    这样，全年生活费支出为银30两左右。
    以海瑞的年薪，一家的生活不应该出现困难。
    那么，为什么海瑞连两斤肉都买不起，好不容易在母亲过生日时省吃俭用买两斤，还引起轰动呢？
    原因主要在于：海瑞家人口多，与老百姓一家五口没法比。
    因为海瑞在淳安的时候，除了老母、妻子之外，还有两三个女儿、两个儿子，加上家仆、婢女，可能还有奶妈，总共有十来口人。
    十来口人用这些工资，生活就不免有些拮据了。
    因此，明代官员哭穷的真正原因不是因为工资低，而是因为家口庞大。
    海瑞的家庭结构已经算是非常简单的，生活标准也不算高，但已显得捉襟见肘了，至于其他官员就可想而知了。
    明清时代官员工资显得低的另一个原因则是娶妾制度。
    海瑞75岁去世的时候，身边有两个小妾。
    明清时代纳一个小妾不会少于百两银子。
    这大概也是海瑞身居二品官员(都察院右都御史)而死时没有多少银子的原因，否则凭工资和他相对节俭的生活，是不应该如此的。
    由上可知，所谓明清时代官吏工资过低，实际上是相对于官员庞大的家口以及娶妾等家庭问题才显示出来的。
    包括还有和同僚间的吃喝应酬，这些都未考虑进去，国家支付官吏工资，并没有理由连官员娶妾的钱都支付。
    据说现下被查出的贪官95%包二奶、三奶，本来他们已经可以“工资基本不用”，之所以还要贪污，显然也不是因为工资太低，而是相对于包二奶、三奶的大笔费用工资才显出不够用的。
    现实如此，历史亦然。
    另外，我们还要考虑一个因素，即官吏生活大多奢侈，国家好像也没有理由要为此埋单。
    官吏不能像老百姓一样生活，那是他们的事，至于因生活标准过高而工资不够，如果这也能成为“当贪官的理由”的话，那么“理由”永远是存在的。
    ………………
    包括清代也一样，清代官员名义上的官俸同样很低，一个七品知县的年奉只有45两白银，合人民币4500元。
    按照先前的算法，这点钱养活自己都很困难，遑论官员还有一大家子人。
    所以清朝官员并不是仅靠俸禄生活，他们的主要收入来自俸禄以外，可能那点俸禄还不如他们实际收入的零头，只能算几个钢镚而已。
    比如晚清时，有一个叫李慈铭的官员有写日记的习惯，他的日记叫《越缦堂日记》，其中也记录了他家的日常收支情况。
    光绪十三年，李慈铭获授户部郎中一职。
    清朝时的堂官都设满汉两席，满人为正，汉人为副，实权在满人手里，所以李慈铭并无实权，只是落了个闲职。
    因为清闲，他平时不去衙门，只是年终考核时去应付一下。
    日记显示，李慈铭的年奉是135两白银和1200斤小米。
    这些钱约合人民币13500元，月均仅1000元左右，以如今的标准来看，根本养不活一家子人。
    可是日记又反映出他年支出2000多两白银，合人民币20多万元，这么多钱是从哪儿来的呢?
    原来李慈铭在俸禄外，还有礼品、束修、印结、馈赠四项收入。
    礼品主要是下属友人赠送的茶叶、烟草、果品、地方土特产等实物。
    束修是他在书院学堂讲学的兼职收入。
    清代时，地方人等到京城各大衙门办事，要请担任京官的同乡证明其出具的材料属实，为此需要这位同乡出一份盖了章的保结文书，称为印结，这样可以得到一笔钱，称为印结银。
    这笔钱由衙门统筹，每月分发给官员们，按惯例，地方官进京时要给京官送钱物，冬季称为碳敬，夏季称为冰敬，其他季节称别敬，这就是馈赠。
    李慈铭的日记显示，这四项收入达2861.2两白银，收到的实物还不算在内，而他的俸禄只有这四项收入的二十分之一。
    有了这些钱，李慈铭在京城租了大宅院，纳了小妾，平日的生活就是宴饮听戏，好不逍遥，而他还只是一个没有实权的中级官僚，一个平时班都不用上的闲官。
    而且鉴于明代俸禄实在太低，贪官层出不穷的缘故，朝廷对高级官员，除了俸禄外，还有其他补贴。
    晚清时，侍郎一级的官员，虽然基本工资只有200多两白银，可是仅“饭补”，也就是误餐费一项就有两三万两之多，合人民币两三百万，可见其收入之高。
    除此之外，由于地方官员缺少京官那种捞钱的便利，朝廷为了避免他们搜刮当地，就在俸禄以外，另外发放“养廉银”，目的是高薪养廉。
    “养廉银”高达俸禄的百倍甚至数百倍。
    比如总督的奉银不过180两，可是“养廉银”多达15000两，有些甚至达30000两。
    即使一个七品知县，他的俸禄加“养廉银”也比同品级的京官俸禄高八倍。
    再加上当时因为引进了玉米番薯等农作物，粮食的价格已经很低了，所以清代的物价水平远低于如今。
    当时一户百姓家庭如果能年入几十两白银，就是非常殷实的人家了，官员的巨额收入对他们来说就是天文数字。
    其实在清朝的消费水平下，官员仅凭基本俸禄就能过上很好的生活，可是官员们并不满足于此，他们追求鲜衣怒马、妻妾成群的奢华生活，对于他们来说，如果不是这样，做官还有什么意义呢？
    比如那位李慈铭郎中，他住着豪宅、养着姬妾、雇着佣人，可是从他的日记中反映出，他家一年的基本生活用度不过200多两。
    然而他的实际花费却超过2000两，可见他把大量钱财用于其他奢靡享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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