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百八十五章 璀璨繁盛(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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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如果这些都还不足以说明宋朝的繁盛的话,或者许多人会认为作者菌是一个宋吹,那么这里还可以引用一些名人所说的话,以证明这不是作者菌的吹嘘,而是确有其事,如:
“宋代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其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达到的高度,在整个封建社会历史时期,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邓广铭
“如果让我选择,我愿意活在中国的宋朝。”——汤因比(英)
“上一个千年的中国,是世界超级大国,也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乔纳森(美)
“宋朝是一个向纵深发展的时期,而在宋以后的五百年里,主要特征是横向发展。”
——麦迪森(英)
的确,再早先作者菌也不太了解宋朝,是在一个很偶然的机会,读到上面这些出自大家之口的文字时,心中也是非常震惊的,没想到宋朝竟然被这么多人喜爱。
因为多少年来,历史书上学到的知识和公开发表的论著都告诉我们,宋朝是个“积贫积弱”的朝代。
甚至就在写这本书之前前,我还在一篇文章中看到有人痛批宋朝,说什么:“两宋十八君,以连绵的失败和彻底的覆亡证明了以文治国的荒谬与悖论。”
然而在大学者陈寅恪、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耶鲁大学教授乔纳森、史学泰斗邓广铭、文艺理论家余秋雨、英国经济学家麦迪森这些赫赫有名的人物眼里,宋朝竟是这样充满魅力和令人向往!
所以作者菌才会好奇,宋朝,到底是一个怎样的朝代?
带着强烈的好奇心和探究欲,便开始了艰苦的重新发现宋朝的“旅程”。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作者菌就悉心的搜集宋朝的点点滴滴,特别是近年来宋史研究的最新成果。
像是看了范文澜前辈的《中国通史》、梅毅的《刀锋上的文明》、李亚平的《帝国政界往事》、周龙的《宋朝历史分析总览》、洪亮的《放逐与回归》以及《范仲淹传》、《王安石传》、《苏东坡传》、《陆游传》等所有我们能接触的宋朝的蛛丝马迹后,一个崭新的宋朝形象已在作者菌的脑海中挥之不去了。
由此我深深地为我从前对宋朝的误解而感到羞愧——原来那个看似孱弱的朝代竟是这样的伟大!
怎么说呢,借用一句话吧——
伟大的宋朝,繁荣的让人心醉;伟大的宋朝,堕落的让人心碎;伟大的宋朝,强盛的让整个世界为之目眩神迷!
伟大的宋朝,衰亡的让亿万中国人欲哭无泪;伟大的宋朝,文化灿烂的如满天星河;伟大的宋朝,商业繁荣的让人骇然惊叹!
伟大的宋朝,政治开明的让唐太宗为之汗颜;伟大的宋朝,城市兴旺的让欧洲人为之神往……
为了更加的逼近历史,让我们还原一个伟大的宋朝!
“唐代是中国中世纪的结束,宋代则是中国近代的开始。”
——内藤湖南(日)
在大多数人的印象里,唐朝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巅峰。
然而在这位日本文史学家眼里,大唐帝国只不过是中国中世纪的结束而已。
的确,在大唐帝国看似灿烂华美的外衣之下,无时无刻,无处不在地闪现着刀光剑影和血雨腥风。
尽管那时有过开明的“贞观之治”,有过浮华的“开元盛世”,但却无法掩盖唐王朝手足相残的卑鄙,杀戮大臣的凶残,
“安史之乱”的浩劫,宦官擅权的肮脏,藩镇割据的祸乱,黄巢起义的灾难,以及唐末五代那无尽的杀伐与纷争。
特别是五代十国的多事之秋,武夫当政,独夫用权,视人命如草芥,视篡夺如儿戏,视战争如家常便饭,甚至引狼入室,割地求荣,将好端端的中华大地糟蹋得生灵涂炭,惨不忍睹。
梁唐晋汉周五代中原王朝,短短50年间易八姓十四君,享国最长者不过17年,短者仅4年,内忧外患,令人不堪回首!
直到公元960年,当一介武夫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取得后周天下时,同为武将出身的他将把中国引向何方呢,这是当时所有人的疑惑?
感谢历史,将一位中国杰出的帝王推向了历史的前台。
的确,大家都知道了,宋太祖赵匡胤以其雄才大略将中国再次拨入历史的正常轨道,并引领大宋王朝奔向了整个封建社会的高峰之巅!
约法三章,奠隆宋之基。
赵匡胤代周自立后,定下偃武修文的国策,以千古帝王罕见的仁者之心立下誓约。
“太祖勒石,锁置殿中,使嗣君即位,入而跪读,其约有三:一、保全柴氏子孙,不得因罪加刑;二、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之人;三、不加农田之赋。”
誓约中严重警告说,子孙不得背弃上述誓言,否则是为不祥,将遭天谴。
这是中国古代史上唯一一份出自帝王之手,闪耀着人性光辉的誓约。
两宋十八君,基本上遵守了这一誓约的精神,当然,除了北宋亡国和南宋初定那一段时间外。
这使得宋代成为中国古代史上最少杀戮大臣的朝代,也是罕见的没有爆发全国性农民大起义的朝代。
后又有酒释兵权,绝武夫之患。
鉴于唐末五代武人跋扈、“兵骄而逐帅,帅强而叛上”的教训,“艺祖革命,首用文吏而夺武将之权。”亲身经历了五代十国凶猛搏杀的宋太祖以
其超人的政治智慧,设计出一套全新的政治制度,其重点就落在了如何防范分裂、割据、叛乱和巩固统一等方面。
其第一步棋就是“收兵权”。961年春,宋大祖下令将统帅禁军的殿前都检点慕容延钊罢为山东南道节度使,罢侍卫亲军指挥使韩令坤为承德军节度使,禁军从此由皇帝直接指挥。
接着,又把节度使所兼领的州郡收归中央管理,中央派文官到这些地方出任知州、知县,直接对中央负责,加强了对地方的直接控制。
同年7月,宋太祖“杯酒释兵权”,以和平手段收回石守信、高怀德等手握重兵而又功勋卓著大将的兵权。
其后,宋王朝又推行“更戍法”,使得“兵无常帅,将无常兵”,守内虚外,强干弱枝,彻底根除了武人拥兵自重之患。
两宋320年间,军阀割据、藩镇坐大的现象再未重现。
其次是三衙分立,防大臣专权。
宋太祖推行文治,极有远见的实行了“三权分离”的制度设汁,将过去由宰相统领的行政、军政、财政大权一分为三:中书省管理政事,枢密院管理军事,三司管理财政。
其中中书省为中央最高行政机关,宰相(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为其首长,宰相之外设参知政事(副相)分其权;枢密院是最高军事机构,其最高首长为枢密使,设枢密副使分其权。
中书省与枢密院地位相当,互不统属,各自对皇帝负责,并称宰执。
财政权由三司执掌,最高首长为三司使,下设盐铁、度支、户部,职权仅次于宰执,同样直接对皇帝负责。
这样就使得大臣难以“一手遮天”,极大的加强了皇权。
此外.宋大祖还实行了官职、差遣分离的制度,只有差遣才是实职,同时地方官三年迁转一次,从而杜绝了派系的产生。
紧接着就是广开言路,开清明之治。
宋朝除秘密立约“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之人”外,还提高台谏地位,设立御史台和谏院,这是两个职责类似、威权极重的监察、舆论机构,一般由那些学术、才能、品行优良的出任其职,并准许“风闻言事”。
台谏控制监察与言路,锋芒所向,不但经常可以将宰执大臣拉下马,而且可以直接批评皇帝。
宋代皇帝在被“批龙鳞”“犯天颜”时虽时有震怒,多数情况下仍鼓励直言。
因而宋代官员进谏“虽雷霆之威不避也”。
官员甚至百姓指着鼻子骂皇帝也往往无恙。
宋人不无自豪地说:“前世之臣,以谏诤忤旨而死者皆是也;祖宗不惟不怒,又迁之以至于公卿。”
甚至直言敢谏竟是宋代升官的一条途径。
还有就是约束皇权,君臣共天下。
这不有多说,大家都知道,宋代皇帝优礼士大夫,就是为了与其共同冶理天下。
宋太祖说:“设科取士,本欲得贤以共治天下”宋代士大夫发扬此理论,渐渐使之成为制约皇权的金科王律。
宋人在教科书中就向士子灌输:“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天下人之天下也。”
也就是天下不是皇帝一人的天下,因而天下之事皇帝也就不能独裁。
皇帝独裁,大臣沦为事务官,在宋代是极不正常的现象。
宰相杜范说:“凡废置予夺,(皇帝)一切以宰执熟议其可否,而后见之施行。如有未当,给、舍得以缴驳,台、谏得以论奏。是以天下为天下,不以一己为天下,虽万世不易可也。”
朝廷出台政策,皇帝必须充分征求臣子意见,“熟议”之后方能颁行。
否则臣下可以“封驳”,拒不执行皇帝的命令。
而皇帝除了撤换大臣以外,别无他法。
宋代皇帝还“畏天、畏祖宗之法、畏史笔如刀”,因为有所惧,所以不敢“行乱政”。
以及减轻刑罚,行宽仁之政。
要知道,历代刑律,以宋代最宽。
像是《宋史刑法志》说:“宋立法之制严,而用法之情中就恕。”鉴于唐末、五代严刑峻法的局面,宋太祖统一中国后,于建隆4年颁行《宋刑统》,集历代刑律之大成,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刊版印行的法典,并创变相减轻刑罚的“折杖法”,作为“笞、杖、徙、流”的代用刑,使“流罪得免远徙,徒罪得免役年,笞杖得免决数。”并废除了一系列残酷的刑罚。
为了防止司法官吏制造冤假错案,宋代在审判上首行“上下相维、内外相制”的监督制约制度,审理、判决两权分离,对案件实行上下复察制度。
杖刑判决不依法,执行过多者,“允许赴尚书省越诉”,甚至告“御状”。
皇帝亲审案件是宋代一大特色:“初,太祖常决系囚,多得宽宥”;“太宗在狱,常躬听断,在京狱有疑者,多临决之”。
“终仁宗之世,疑狱一从于轻”,与今日“疑罪从无”的法制原则已大略相似。
此外,宋代还以“宗室成员不得任中枢要职”防诸王作乱,以健全科举制广纳贤才,以严格制度防宦官专权、后宫干政……在一系列严密而宽仁的政治制度推行下,宋代成为中国古代政治最为开明的时代。
于是在宋代三百多年间,许多在前代以至后世看来不可思议的事情轮番上演:宋太祖偶得闲暇,在后苑弹雀玩耍。
一官员称有要事求见,太祖急召之。
哪知该官员慢条斯理,奏的不过是寻常小事。
太祖怒斥之,该官员却顶嘴说:臣以为此事总比陛下弹雀要急!
宋太祖怒不可遏,举起玉斧砸落他两颗门牙。
该官员不但不谢罪,还把牙齿缓缓揣入怀中。
太祖骂道:难道你还想去告我吗?官员答道:臣不能讼陛下,自当有史官书也!
太祖闻听此言急忙谢罪,并赐金帛以示慰问。
到淳化五年(994),在一系列积极的政治经济文化政策作用下,宋朝已经出现了空前繁荣的景象。
宋太宗不无得意地对群臣说:“朕恭览庶政,万事粗理,每念上天之贶,致此繁盛,乃知理乱在人。”
应该说,太宗此言虽有自夸之嫌,倒也基本符合实情,可是偏偏群臣听了不顺耳,不但无一人附和,宰相吕蒙正还大泼冷水:“臣常见都城外不数里,饥寒而死者甚众,未必尽然。”
太宗闻言,“变色不语”。
又到仁宗时,枢密使杜衍“务裁侥幸,每内降恩,率寝格不行。积诏至十数,辄纳帝前。”
数十道诏书原封退给皇帝,皇帝竟然还嘉许:卿等如此守法甚好!
仁宗说:“凡有求于朕,每以衍不可告之而止者,多于所封还也。”
此后的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把自己反驳韩琦的言论编成文件下达,经门下省(掌管诏令与奏章出纳)时,门下高官官范镇一一扣留封还。
令凡五下,五次封还。
第二年,罢司马光枢密副使,镇接诏,拒不转司马光,再次封还。
神宗知镇不可夺,不经门下省,直接将诏书送给司马光,范镇为之辞官。
宋理宗时,右司谏李伯玉因言事降官,舍人院逾年不草诏颁布。
至牟子才兼直舍人院,换另一种方式进行斗争,所起草的贬官诏书,用的却是赞扬之词。
理宗当然不能如此否定自己,劝告他“更改之”,牟不同意。宰相来劝说,牟凛然道;“腕可断,词不可改!”皇帝、宰相无可奈何,只得作罢。
还比如宋真宗时大旱,有位叫王行的狂生高踞宰相王旦路过的亭子之上,指着他大骂:“百姓困旱,焦劳极矣!相公端受重禄,心得安耶?”
随手投出一物,击中王旦头部。
王旦以“言中吾过,彼何罪哉”,释而不论。
神宗时,程颢与皇帝讨论人才问题。
深感变法人才不足的神宗说:“朕未之见也。”程颢当场指责道:“陛下奈何轻天下士?”神宗耸然,连声道:“朕不敢!朕不敢!”
年幼的宋哲宗听课时手折一柏枝玩耍,帝师程颢严厉批评道:“方春万物生发之时,不可非时毁折!”
宋哲宗急忙将枝条扔在地上,直到下课脸色都未好转。……
南宋初年,庄绰路过赣州时,派吏卒购买日常用品。
但当地人见他们所用的钱是徽宗时所铸,拒而不收:“是上皇无道钱,此中不使!”公然骂宋徽宗是无道昏君。
所以,从以上列举的点点滴滴中,已可窥宋代政治开明之一斑。
宋代的清平之治,在长度、广度和深度上都远远超越了国人引以为豪的“文景之治”和“贞观之治”。
宋代没有暴虐之君,即便是残害岳飞的宋高宗,一生也仅开杀戒三回而已。
“主柔臣强”,是宋代政治的显著特点。
开明的政治,使宋代实现了集权下的“分权”,民主的曙光已经初现。
而当时,要知道非洲还是处于原始社会,美洲仍是一片蛮荒,欧洲则在血腥和黑暗中徘徊。
只有拥有当时最先进政治制度和最民主作风的宋朝,遥遥领先于整个世界,可见宋朝之繁盛,不是作者菌虚吹,而是确有其实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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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其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达到的高度,在整个封建社会历史时期,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邓广铭
“如果让我选择,我愿意活在中国的宋朝。”——汤因比(英)
“上一个千年的中国,是世界超级大国,也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乔纳森(美)
“宋朝是一个向纵深发展的时期,而在宋以后的五百年里,主要特征是横向发展。”
——麦迪森(英)
的确,再早先作者菌也不太了解宋朝,是在一个很偶然的机会,读到上面这些出自大家之口的文字时,心中也是非常震惊的,没想到宋朝竟然被这么多人喜爱。
因为多少年来,历史书上学到的知识和公开发表的论著都告诉我们,宋朝是个“积贫积弱”的朝代。
甚至就在写这本书之前前,我还在一篇文章中看到有人痛批宋朝,说什么:“两宋十八君,以连绵的失败和彻底的覆亡证明了以文治国的荒谬与悖论。”
然而在大学者陈寅恪、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耶鲁大学教授乔纳森、史学泰斗邓广铭、文艺理论家余秋雨、英国经济学家麦迪森这些赫赫有名的人物眼里,宋朝竟是这样充满魅力和令人向往!
所以作者菌才会好奇,宋朝,到底是一个怎样的朝代?
带着强烈的好奇心和探究欲,便开始了艰苦的重新发现宋朝的“旅程”。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作者菌就悉心的搜集宋朝的点点滴滴,特别是近年来宋史研究的最新成果。
像是看了范文澜前辈的《中国通史》、梅毅的《刀锋上的文明》、李亚平的《帝国政界往事》、周龙的《宋朝历史分析总览》、洪亮的《放逐与回归》以及《范仲淹传》、《王安石传》、《苏东坡传》、《陆游传》等所有我们能接触的宋朝的蛛丝马迹后,一个崭新的宋朝形象已在作者菌的脑海中挥之不去了。
由此我深深地为我从前对宋朝的误解而感到羞愧——原来那个看似孱弱的朝代竟是这样的伟大!
怎么说呢,借用一句话吧——
伟大的宋朝,繁荣的让人心醉;伟大的宋朝,堕落的让人心碎;伟大的宋朝,强盛的让整个世界为之目眩神迷!
伟大的宋朝,衰亡的让亿万中国人欲哭无泪;伟大的宋朝,文化灿烂的如满天星河;伟大的宋朝,商业繁荣的让人骇然惊叹!
伟大的宋朝,政治开明的让唐太宗为之汗颜;伟大的宋朝,城市兴旺的让欧洲人为之神往……
为了更加的逼近历史,让我们还原一个伟大的宋朝!
“唐代是中国中世纪的结束,宋代则是中国近代的开始。”
——内藤湖南(日)
在大多数人的印象里,唐朝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巅峰。
然而在这位日本文史学家眼里,大唐帝国只不过是中国中世纪的结束而已。
的确,在大唐帝国看似灿烂华美的外衣之下,无时无刻,无处不在地闪现着刀光剑影和血雨腥风。
尽管那时有过开明的“贞观之治”,有过浮华的“开元盛世”,但却无法掩盖唐王朝手足相残的卑鄙,杀戮大臣的凶残,
“安史之乱”的浩劫,宦官擅权的肮脏,藩镇割据的祸乱,黄巢起义的灾难,以及唐末五代那无尽的杀伐与纷争。
特别是五代十国的多事之秋,武夫当政,独夫用权,视人命如草芥,视篡夺如儿戏,视战争如家常便饭,甚至引狼入室,割地求荣,将好端端的中华大地糟蹋得生灵涂炭,惨不忍睹。
梁唐晋汉周五代中原王朝,短短50年间易八姓十四君,享国最长者不过17年,短者仅4年,内忧外患,令人不堪回首!
直到公元960年,当一介武夫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取得后周天下时,同为武将出身的他将把中国引向何方呢,这是当时所有人的疑惑?
感谢历史,将一位中国杰出的帝王推向了历史的前台。
的确,大家都知道了,宋太祖赵匡胤以其雄才大略将中国再次拨入历史的正常轨道,并引领大宋王朝奔向了整个封建社会的高峰之巅!
约法三章,奠隆宋之基。
赵匡胤代周自立后,定下偃武修文的国策,以千古帝王罕见的仁者之心立下誓约。
“太祖勒石,锁置殿中,使嗣君即位,入而跪读,其约有三:一、保全柴氏子孙,不得因罪加刑;二、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之人;三、不加农田之赋。”
誓约中严重警告说,子孙不得背弃上述誓言,否则是为不祥,将遭天谴。
这是中国古代史上唯一一份出自帝王之手,闪耀着人性光辉的誓约。
两宋十八君,基本上遵守了这一誓约的精神,当然,除了北宋亡国和南宋初定那一段时间外。
这使得宋代成为中国古代史上最少杀戮大臣的朝代,也是罕见的没有爆发全国性农民大起义的朝代。
后又有酒释兵权,绝武夫之患。
鉴于唐末五代武人跋扈、“兵骄而逐帅,帅强而叛上”的教训,“艺祖革命,首用文吏而夺武将之权。”亲身经历了五代十国凶猛搏杀的宋太祖以
其超人的政治智慧,设计出一套全新的政治制度,其重点就落在了如何防范分裂、割据、叛乱和巩固统一等方面。
其第一步棋就是“收兵权”。961年春,宋大祖下令将统帅禁军的殿前都检点慕容延钊罢为山东南道节度使,罢侍卫亲军指挥使韩令坤为承德军节度使,禁军从此由皇帝直接指挥。
接着,又把节度使所兼领的州郡收归中央管理,中央派文官到这些地方出任知州、知县,直接对中央负责,加强了对地方的直接控制。
同年7月,宋太祖“杯酒释兵权”,以和平手段收回石守信、高怀德等手握重兵而又功勋卓著大将的兵权。
其后,宋王朝又推行“更戍法”,使得“兵无常帅,将无常兵”,守内虚外,强干弱枝,彻底根除了武人拥兵自重之患。
两宋320年间,军阀割据、藩镇坐大的现象再未重现。
其次是三衙分立,防大臣专权。
宋太祖推行文治,极有远见的实行了“三权分离”的制度设汁,将过去由宰相统领的行政、军政、财政大权一分为三:中书省管理政事,枢密院管理军事,三司管理财政。
其中中书省为中央最高行政机关,宰相(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为其首长,宰相之外设参知政事(副相)分其权;枢密院是最高军事机构,其最高首长为枢密使,设枢密副使分其权。
中书省与枢密院地位相当,互不统属,各自对皇帝负责,并称宰执。
财政权由三司执掌,最高首长为三司使,下设盐铁、度支、户部,职权仅次于宰执,同样直接对皇帝负责。
这样就使得大臣难以“一手遮天”,极大的加强了皇权。
此外.宋大祖还实行了官职、差遣分离的制度,只有差遣才是实职,同时地方官三年迁转一次,从而杜绝了派系的产生。
紧接着就是广开言路,开清明之治。
宋朝除秘密立约“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之人”外,还提高台谏地位,设立御史台和谏院,这是两个职责类似、威权极重的监察、舆论机构,一般由那些学术、才能、品行优良的出任其职,并准许“风闻言事”。
台谏控制监察与言路,锋芒所向,不但经常可以将宰执大臣拉下马,而且可以直接批评皇帝。
宋代皇帝在被“批龙鳞”“犯天颜”时虽时有震怒,多数情况下仍鼓励直言。
因而宋代官员进谏“虽雷霆之威不避也”。
官员甚至百姓指着鼻子骂皇帝也往往无恙。
宋人不无自豪地说:“前世之臣,以谏诤忤旨而死者皆是也;祖宗不惟不怒,又迁之以至于公卿。”
甚至直言敢谏竟是宋代升官的一条途径。
还有就是约束皇权,君臣共天下。
这不有多说,大家都知道,宋代皇帝优礼士大夫,就是为了与其共同冶理天下。
宋太祖说:“设科取士,本欲得贤以共治天下”宋代士大夫发扬此理论,渐渐使之成为制约皇权的金科王律。
宋人在教科书中就向士子灌输:“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天下人之天下也。”
也就是天下不是皇帝一人的天下,因而天下之事皇帝也就不能独裁。
皇帝独裁,大臣沦为事务官,在宋代是极不正常的现象。
宰相杜范说:“凡废置予夺,(皇帝)一切以宰执熟议其可否,而后见之施行。如有未当,给、舍得以缴驳,台、谏得以论奏。是以天下为天下,不以一己为天下,虽万世不易可也。”
朝廷出台政策,皇帝必须充分征求臣子意见,“熟议”之后方能颁行。
否则臣下可以“封驳”,拒不执行皇帝的命令。
而皇帝除了撤换大臣以外,别无他法。
宋代皇帝还“畏天、畏祖宗之法、畏史笔如刀”,因为有所惧,所以不敢“行乱政”。
以及减轻刑罚,行宽仁之政。
要知道,历代刑律,以宋代最宽。
像是《宋史刑法志》说:“宋立法之制严,而用法之情中就恕。”鉴于唐末、五代严刑峻法的局面,宋太祖统一中国后,于建隆4年颁行《宋刑统》,集历代刑律之大成,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刊版印行的法典,并创变相减轻刑罚的“折杖法”,作为“笞、杖、徙、流”的代用刑,使“流罪得免远徙,徒罪得免役年,笞杖得免决数。”并废除了一系列残酷的刑罚。
为了防止司法官吏制造冤假错案,宋代在审判上首行“上下相维、内外相制”的监督制约制度,审理、判决两权分离,对案件实行上下复察制度。
杖刑判决不依法,执行过多者,“允许赴尚书省越诉”,甚至告“御状”。
皇帝亲审案件是宋代一大特色:“初,太祖常决系囚,多得宽宥”;“太宗在狱,常躬听断,在京狱有疑者,多临决之”。
“终仁宗之世,疑狱一从于轻”,与今日“疑罪从无”的法制原则已大略相似。
此外,宋代还以“宗室成员不得任中枢要职”防诸王作乱,以健全科举制广纳贤才,以严格制度防宦官专权、后宫干政……在一系列严密而宽仁的政治制度推行下,宋代成为中国古代政治最为开明的时代。
于是在宋代三百多年间,许多在前代以至后世看来不可思议的事情轮番上演:宋太祖偶得闲暇,在后苑弹雀玩耍。
一官员称有要事求见,太祖急召之。
哪知该官员慢条斯理,奏的不过是寻常小事。
太祖怒斥之,该官员却顶嘴说:臣以为此事总比陛下弹雀要急!
宋太祖怒不可遏,举起玉斧砸落他两颗门牙。
该官员不但不谢罪,还把牙齿缓缓揣入怀中。
太祖骂道:难道你还想去告我吗?官员答道:臣不能讼陛下,自当有史官书也!
太祖闻听此言急忙谢罪,并赐金帛以示慰问。
到淳化五年(994),在一系列积极的政治经济文化政策作用下,宋朝已经出现了空前繁荣的景象。
宋太宗不无得意地对群臣说:“朕恭览庶政,万事粗理,每念上天之贶,致此繁盛,乃知理乱在人。”
应该说,太宗此言虽有自夸之嫌,倒也基本符合实情,可是偏偏群臣听了不顺耳,不但无一人附和,宰相吕蒙正还大泼冷水:“臣常见都城外不数里,饥寒而死者甚众,未必尽然。”
太宗闻言,“变色不语”。
又到仁宗时,枢密使杜衍“务裁侥幸,每内降恩,率寝格不行。积诏至十数,辄纳帝前。”
数十道诏书原封退给皇帝,皇帝竟然还嘉许:卿等如此守法甚好!
仁宗说:“凡有求于朕,每以衍不可告之而止者,多于所封还也。”
此后的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把自己反驳韩琦的言论编成文件下达,经门下省(掌管诏令与奏章出纳)时,门下高官官范镇一一扣留封还。
令凡五下,五次封还。
第二年,罢司马光枢密副使,镇接诏,拒不转司马光,再次封还。
神宗知镇不可夺,不经门下省,直接将诏书送给司马光,范镇为之辞官。
宋理宗时,右司谏李伯玉因言事降官,舍人院逾年不草诏颁布。
至牟子才兼直舍人院,换另一种方式进行斗争,所起草的贬官诏书,用的却是赞扬之词。
理宗当然不能如此否定自己,劝告他“更改之”,牟不同意。宰相来劝说,牟凛然道;“腕可断,词不可改!”皇帝、宰相无可奈何,只得作罢。
还比如宋真宗时大旱,有位叫王行的狂生高踞宰相王旦路过的亭子之上,指着他大骂:“百姓困旱,焦劳极矣!相公端受重禄,心得安耶?”
随手投出一物,击中王旦头部。
王旦以“言中吾过,彼何罪哉”,释而不论。
神宗时,程颢与皇帝讨论人才问题。
深感变法人才不足的神宗说:“朕未之见也。”程颢当场指责道:“陛下奈何轻天下士?”神宗耸然,连声道:“朕不敢!朕不敢!”
年幼的宋哲宗听课时手折一柏枝玩耍,帝师程颢严厉批评道:“方春万物生发之时,不可非时毁折!”
宋哲宗急忙将枝条扔在地上,直到下课脸色都未好转。……
南宋初年,庄绰路过赣州时,派吏卒购买日常用品。
但当地人见他们所用的钱是徽宗时所铸,拒而不收:“是上皇无道钱,此中不使!”公然骂宋徽宗是无道昏君。
所以,从以上列举的点点滴滴中,已可窥宋代政治开明之一斑。
宋代的清平之治,在长度、广度和深度上都远远超越了国人引以为豪的“文景之治”和“贞观之治”。
宋代没有暴虐之君,即便是残害岳飞的宋高宗,一生也仅开杀戒三回而已。
“主柔臣强”,是宋代政治的显著特点。
开明的政治,使宋代实现了集权下的“分权”,民主的曙光已经初现。
而当时,要知道非洲还是处于原始社会,美洲仍是一片蛮荒,欧洲则在血腥和黑暗中徘徊。
只有拥有当时最先进政治制度和最民主作风的宋朝,遥遥领先于整个世界,可见宋朝之繁盛,不是作者菌虚吹,而是确有其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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