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百九十五章 三大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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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说明一下,不吹不黑,其实明初也有一些较少受到道学气和八股文熏染的传奇作品,如《精忠记》、《金印记》、《千金记》、《连环记》等都是。
但大都结构松散,人物刻画粗糙,可贵的是能有一些动人的内容。
同时到了嘉靖、隆庆年间,剧坛还产生了著名的“三大传奇”,也就是《宝剑记》、《浣纱记》、《鸣凤记》。
也正是这三部传奇的产生,才彻底打破了明初以来传奇的沉寂僵化状态,掀开了传奇繁荣的新篇章。
首先给大家说说李开先的《宝剑记》吧,李开先这个人的话,号中麓,山东人,是嘉靖进士,官至太常寺少卿,因上疏批评时政,罢官居家近30年,以和友人创作、研究戏曲消磨岁月,发散郁闷。
因此他的代表作《宝剑记》就是他与友人的集体创作。
《宝剑记》这出戏剧的话,全剧共有52出,取材于《水浒》中的林冲故事,但情节多有改动。
这部剧中写林冲因征方腊有功,仁征西统制,因上本弹劾童贯而被贬,幸得张叔夜提拔,又任禁军教头。
后又上本弹劾高俅,被高俅设计赚入白虎堂,问成大罪,发配沧州。
此后才发生了野猪林、火烧草料场、杀死仇敌、投奔梁山等故事。
其中还穿插了高俅之子高明企图霸占林妻张贞娘,强逼成婚,贞娘逃出汴梁,在白云庵出家为尼,林母自尽,丫环锦儿代贞娘而死等情节。
最后是林冲与宋江等接受招安,均被封官,以及将高俅父子问成死罪,押至军前,凭林冲发落,还有林冲夫妻相遇,大团圆。
很显然,《宝剑记》写林冲没有完全根据《水浒》,其最大改动就是林冲与高俅矛盾的起因。
《水浒》中是由于高俅干儿子高衙内图谋林妻引起,这里改为林冲一再参奏高俅、童贯结党营私、祸国殃民。
虽也写到了衙内图谋林妻,但却把它移到了林冲发配之后。
这样一改,就突出了林、高斗争是忠奸斗争。
并且林冲形象也一改原来的被动反抗而为现在的主动出击,从而更加突出了林冲疾恶如仇、正直不苟的人格精神。
应该说,作者这样写,与他在当时深受奸相严嵩的倾轧而罢职闲居有关,是对现实政治有所指斥的。
不过,《宝剑记》艺术上并不十分成功,全剧结构松散,情节重复,只注意了以生旦为主,重要人物鲁智深形象模糊;反面人物陆谦、富安用墨过少;语言也偏于文雅雕琢;并且不完全合律。
其中较好的是第37出《夜奔》,写林冲夜奔梁山时“专心投水浒,回首望天朝”的复杂心理,写他“丈夫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的英雄失意,感慨苍凉,具有浓郁的抒情性,现在仍是昆曲中的优秀剧。
而除了林开先《宝剑记》外,就是梁晨鱼的《浣纱记》,梁晨鱼是江苏昆山人,性情豪爽,放荡不羁,精通乐理,曾从师于著名的昆山腔改革家魏良辅。
他的《浣纱记》通常被认为是我国第一部用改革后的昆腔谱曲的本子,在戏剧史上有重要地位。
《浣纱记》全剧共45出,写的是历史上吴越兴亡的故事,因此也叫《吴越春秋》。
剧本以范蠡、西施之间的悲欢离合的爱情为线索,演述吴越两国的兴亡。
吴王夫差凭借国势强大,率兵破越,越国沦陷,越王勾践被俘。
之后,越王勾践忍辱负重,等待时机复仇,被赦返越之后,更卧薪尝胆,发奋图强,又用“美人计”离间吴国君臣,吴国上下骄奢佚乐,越王勾践便率兵灭吴,吴王夫差兵败自杀。
剧作鲜明批判了吴国君臣的骄奢腐化,歌颂了越国君臣的艰苦奋斗。
特别突出了范蠡、西施为国雪耻、甘愿献身的崇高爱国精神。
《浣纱记》的主人公是越国大臣范蠡和著名美女西施,当初他们在明澈的溪水旁以一缕洁白得轻纱定情,本希望“百岁图欢庆”,不想风云突变,国土沦亡。
这时,一对情侣不得不忍痛割爱,怅然分手,为国家利益毅然抛却儿女私情。范蠡
深明大义,执意劝西施打入吴宫,西施毅然入吴,不辱使命。
这种“美人计”虽不值得过分称道,但在具体描写中却极力突出了西施忍辱负重、为国报仇的爱国思想。
剧本抛弃了世俗的贞操观念,让西施从吴宫回来后,又同范蠡结合,这在“失节事大”的理学盛行时代,极为难能可贵。
最后写范蠡作为越国谋臣,有功不居,功成身退,携西施泛湖归隐,寓意深刻,耐人寻味:它表明了范蠡对统治者“鸟尽弓藏,兔死狗烹”本质的清醒认识,否定功名富贵,强调了爱情的胜利。
与此同时,艺术上也突破了夫贵妻荣的大团圆结局,令人耳目一新。
《浣纱记》宾白骈散互用,曲词俊语如珠。用昆山腔演唱,细腻舒徐,圆润柔美,对昆腔的传播与发展有极大影响。
最后就是无名氏的《鸣凤记》了,之所以说是无名氏,是因为《鸣凤记》的作者的确不详,因此明代吕天成《曲品》把它列为无名氏作品。
这部剧全剧共41出,是一部著名的时事剧,政治活报剧。
剧本写的是嘉靖时奸相严嵩父子专权,残害忠良,内任党羽,外用军财,致使倭寇侵界,河套失陷,朝政日非。
以夏言、杨继盛为首的忠直朝臣前仆后继,同奸相斗争,犹如“朝阳丹凤一齐鸣”,所以叫《鸣凤记》。
《鸣凤记》虽然人物众,头绪多、情节繁,但忠奸斗争的戏剧冲突还是一线贯穿的。
一方是刚正不阿、部位权势、视死如归的夏言、杨继盛等“八谏臣”,一方是严嵩父子等大奸臣。
剧中的人物、事件大都真实,演出效果也相当好,简直“令人有手刃嵩贼之意”(吕天成《曲品》)。
《鸣凤记》不仅直接反映当代重大时世,首开风气之先;而且打破生旦团圆旧套,在戏曲史上也是个创造。
全剧41出,生(杨继盛)旦(杨妻张氏)在第15出就结束了活动,先后被杀、殉节,但全剧情节不够紧凑,人物性格还显浮泛。
此后就是明后期了,明后期的剧坛情况的话,怎么说呢,在进入明万历以后,传奇创作进入高潮,一派繁荣。
其突出标志就是涌现出杰出的剧作家汤显祖及其“临川四梦”,把传奇创作推上了高峰。
在他影响下出现的“临川派”剧作家,成为明传奇创作的一支重要方面军。
同时,剧作家沈璟,作为“吴江派”的带头人,其戏曲理论在当时影响更大。
沈、汤两派以不同的理论主张和创作倾向相互争胜,促进了明传奇的进一步发展。
从剧作精神看,明后期传奇最突出的倾向是张扬个***,批判封建礼教。
它通常以婚恋自由作为具体演绎。
于是出现了远远超出一般才子佳人恋爱俗套的不朽作品,如《牡丹亭》《娇红记》。
从声腔发展看,昆腔创作一枝独秀,大部分传奇都是比较典雅的昆腔作品,同时具备较高的文学品位。
另外,民间的弋阳腔与各地方戏的结合,也上演了不少丰富多彩的传奇剧目,满足了大众的审美需求。
先给大家说说沈璟的昆腔创作吧,沈璟这个人的话,是江苏吴江人,进士出身,历任兵部、礼部、吏部主事、员外郎,曾因事被贬,37岁时告病归隐。
晚年专意于戏剧理论研究和剧本创作近20年,共改编创作17本昆剧,明为《属玉堂传奇》,现存7种。
沈璟传奇多从传统道德出发,抨击世风堕落。影响较大的是《义侠记》,根据《水浒》武松故事改编,突出的是武松的忠义和侠烈,已达到惩恶扬善目的。
另外有《博笑记》,由十个短小喜剧构成,每剧二至四出,内容多宣扬戒淫警盗、惩恶扬善。
由此看来,吕天成《义侠记序》说沈璟传奇“命意皆主风世”,概括基本准确。
但沈璟的创作成就远不如汤显祖,他的地位,主要是因创立其曲谱体制和吴江派戏曲理论而奠定的。
但不管怎么说,沈璟也是明代著名曲学大家,他辞官归隐后潜心致力于昆腔格律体系的建立、
像是他的《南九宫十三调曲谱》,审定宫调曲牌,规范曲牌句法格式,确定声腔音律,分辨正字、衬字,标出板眼,较全面地构建了以昆腔为主体的新传奇的格律体系,成为曲家填谱的法则。
沈璟戏曲格律理论的基本思想,是对“场上之曲”的强调。他提出“合律依腔”和“语言本色”的主张,以使“案头之曲”成为“场上之曲”。
不过,需要说明的是,他在格律与文辞的关系上有些认识不足,为强调音律,往往不惜因律害意,未免偏激、过分。
而与之相关的“沈汤之争”,也就成了明代戏剧史上的重要话题。
所谓“沈汤之争”,说的是沈璟和汤显祖对戏曲创作有着截然不同的见解,其焦点在于如何处理曲“律”与曲“意”的关系。
沈“强调音律”,甚至不惜“因律害意”“欲度新声休走样,名为乐府,须教合律依腔。”“宁使时人不鉴赏,无使人挠喉捩嗓。”
地方汤“推崇意趣”,甚至不惜“因意害律”:“凡文以意趣神色为主,四者到时,或有丽词俊音可用,尔时能一一顾九宫四声否?”“余意所至,不妨拗折天下人嗓子。”(
据王骥德《曲律》、汤显祖《答凌初成》载:沈璟、吕玉绳曾把汤显祖的《牡丹亭》改编为《同梦记》,引起汤显祖的极大不满。
汤很气愤地说:“《牡丹亭记》要依我原本,其吕家改的,切不可从。虽是增减一二字以便俗唱,却与我原作的意趣大不相同了。”
于是“沈汤之争”由此而生。
王骥德认为,“临川之于吴江,故自冰炭”,可见两位大家到了水火难容的地步。
而我们现在以为,沈汤两人的主张,虽各有某些合理成分,显然更有偏颇、过分的地方。
还是王骥德《曲论》说得公允:“松凌(沈璟)据词法而让词致,临川(汤显祖)妙词情而越词检”。
明吕天成《曲品》进一步说:“倘能守词隐先生之矩彟,而运以清远道人之才情,岂非合之双美者乎?”
显然是在研究、斟酌了两人的长短得失之后,终于认识到曲意和曲律都不可偏废的道理,只有两者兼顾,才能两全其美。
到了明后期,围绕着沈璟和汤显祖,形成了两大戏剧流派:一是吴江派,一是临川派。
吴江派的话,因核心人物沈璟是江苏吴江人而得名。
属于这派的成员有余姚人吕天成、叶宪祖,苏州人冯梦龙、袁于令,上海人范文若,嘉兴人卜世臣,吴江人沈自晋等昆曲作家。
这些人大都是沈璟的子侄、门生或朋友,作品多宣扬传统的伦理道德,讲究格律严整,语言本色,他们的许多剧目常被后世搬演。
此外,吕天成的《曲品》,是继《南词叙录》之后的第二部评明传奇的专著;沈自晋(沈璟之侄)的《南词新谱》在其叔叔沈璟的《南九宫十三调曲谱》基础上增补而成。
另外,徐渭的学生王骥德虽不属这派成员,但与沈璟、吕天成等曲学家都交情不浅,其曲学理论著作《曲律》是中国戏曲创作规律的比较系统的总结。
而临川派的话,是以临川剧作家汤显祖为代表的一个戏曲流派,因汤显祖居住玉茗堂,所以又叫“玉茗堂派”。
临川派戏剧创作主才情,不拘音律,常以男女至情反对封建礼教,以奇幻情节承载浪漫风格,以绮词丽语体现优美文采,属于这派的成员有吴炳、阮大铖、孟称舜等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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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大都结构松散,人物刻画粗糙,可贵的是能有一些动人的内容。
同时到了嘉靖、隆庆年间,剧坛还产生了著名的“三大传奇”,也就是《宝剑记》、《浣纱记》、《鸣凤记》。
也正是这三部传奇的产生,才彻底打破了明初以来传奇的沉寂僵化状态,掀开了传奇繁荣的新篇章。
首先给大家说说李开先的《宝剑记》吧,李开先这个人的话,号中麓,山东人,是嘉靖进士,官至太常寺少卿,因上疏批评时政,罢官居家近30年,以和友人创作、研究戏曲消磨岁月,发散郁闷。
因此他的代表作《宝剑记》就是他与友人的集体创作。
《宝剑记》这出戏剧的话,全剧共有52出,取材于《水浒》中的林冲故事,但情节多有改动。
这部剧中写林冲因征方腊有功,仁征西统制,因上本弹劾童贯而被贬,幸得张叔夜提拔,又任禁军教头。
后又上本弹劾高俅,被高俅设计赚入白虎堂,问成大罪,发配沧州。
此后才发生了野猪林、火烧草料场、杀死仇敌、投奔梁山等故事。
其中还穿插了高俅之子高明企图霸占林妻张贞娘,强逼成婚,贞娘逃出汴梁,在白云庵出家为尼,林母自尽,丫环锦儿代贞娘而死等情节。
最后是林冲与宋江等接受招安,均被封官,以及将高俅父子问成死罪,押至军前,凭林冲发落,还有林冲夫妻相遇,大团圆。
很显然,《宝剑记》写林冲没有完全根据《水浒》,其最大改动就是林冲与高俅矛盾的起因。
《水浒》中是由于高俅干儿子高衙内图谋林妻引起,这里改为林冲一再参奏高俅、童贯结党营私、祸国殃民。
虽也写到了衙内图谋林妻,但却把它移到了林冲发配之后。
这样一改,就突出了林、高斗争是忠奸斗争。
并且林冲形象也一改原来的被动反抗而为现在的主动出击,从而更加突出了林冲疾恶如仇、正直不苟的人格精神。
应该说,作者这样写,与他在当时深受奸相严嵩的倾轧而罢职闲居有关,是对现实政治有所指斥的。
不过,《宝剑记》艺术上并不十分成功,全剧结构松散,情节重复,只注意了以生旦为主,重要人物鲁智深形象模糊;反面人物陆谦、富安用墨过少;语言也偏于文雅雕琢;并且不完全合律。
其中较好的是第37出《夜奔》,写林冲夜奔梁山时“专心投水浒,回首望天朝”的复杂心理,写他“丈夫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的英雄失意,感慨苍凉,具有浓郁的抒情性,现在仍是昆曲中的优秀剧。
而除了林开先《宝剑记》外,就是梁晨鱼的《浣纱记》,梁晨鱼是江苏昆山人,性情豪爽,放荡不羁,精通乐理,曾从师于著名的昆山腔改革家魏良辅。
他的《浣纱记》通常被认为是我国第一部用改革后的昆腔谱曲的本子,在戏剧史上有重要地位。
《浣纱记》全剧共45出,写的是历史上吴越兴亡的故事,因此也叫《吴越春秋》。
剧本以范蠡、西施之间的悲欢离合的爱情为线索,演述吴越两国的兴亡。
吴王夫差凭借国势强大,率兵破越,越国沦陷,越王勾践被俘。
之后,越王勾践忍辱负重,等待时机复仇,被赦返越之后,更卧薪尝胆,发奋图强,又用“美人计”离间吴国君臣,吴国上下骄奢佚乐,越王勾践便率兵灭吴,吴王夫差兵败自杀。
剧作鲜明批判了吴国君臣的骄奢腐化,歌颂了越国君臣的艰苦奋斗。
特别突出了范蠡、西施为国雪耻、甘愿献身的崇高爱国精神。
《浣纱记》的主人公是越国大臣范蠡和著名美女西施,当初他们在明澈的溪水旁以一缕洁白得轻纱定情,本希望“百岁图欢庆”,不想风云突变,国土沦亡。
这时,一对情侣不得不忍痛割爱,怅然分手,为国家利益毅然抛却儿女私情。范蠡
深明大义,执意劝西施打入吴宫,西施毅然入吴,不辱使命。
这种“美人计”虽不值得过分称道,但在具体描写中却极力突出了西施忍辱负重、为国报仇的爱国思想。
剧本抛弃了世俗的贞操观念,让西施从吴宫回来后,又同范蠡结合,这在“失节事大”的理学盛行时代,极为难能可贵。
最后写范蠡作为越国谋臣,有功不居,功成身退,携西施泛湖归隐,寓意深刻,耐人寻味:它表明了范蠡对统治者“鸟尽弓藏,兔死狗烹”本质的清醒认识,否定功名富贵,强调了爱情的胜利。
与此同时,艺术上也突破了夫贵妻荣的大团圆结局,令人耳目一新。
《浣纱记》宾白骈散互用,曲词俊语如珠。用昆山腔演唱,细腻舒徐,圆润柔美,对昆腔的传播与发展有极大影响。
最后就是无名氏的《鸣凤记》了,之所以说是无名氏,是因为《鸣凤记》的作者的确不详,因此明代吕天成《曲品》把它列为无名氏作品。
这部剧全剧共41出,是一部著名的时事剧,政治活报剧。
剧本写的是嘉靖时奸相严嵩父子专权,残害忠良,内任党羽,外用军财,致使倭寇侵界,河套失陷,朝政日非。
以夏言、杨继盛为首的忠直朝臣前仆后继,同奸相斗争,犹如“朝阳丹凤一齐鸣”,所以叫《鸣凤记》。
《鸣凤记》虽然人物众,头绪多、情节繁,但忠奸斗争的戏剧冲突还是一线贯穿的。
一方是刚正不阿、部位权势、视死如归的夏言、杨继盛等“八谏臣”,一方是严嵩父子等大奸臣。
剧中的人物、事件大都真实,演出效果也相当好,简直“令人有手刃嵩贼之意”(吕天成《曲品》)。
《鸣凤记》不仅直接反映当代重大时世,首开风气之先;而且打破生旦团圆旧套,在戏曲史上也是个创造。
全剧41出,生(杨继盛)旦(杨妻张氏)在第15出就结束了活动,先后被杀、殉节,但全剧情节不够紧凑,人物性格还显浮泛。
此后就是明后期了,明后期的剧坛情况的话,怎么说呢,在进入明万历以后,传奇创作进入高潮,一派繁荣。
其突出标志就是涌现出杰出的剧作家汤显祖及其“临川四梦”,把传奇创作推上了高峰。
在他影响下出现的“临川派”剧作家,成为明传奇创作的一支重要方面军。
同时,剧作家沈璟,作为“吴江派”的带头人,其戏曲理论在当时影响更大。
沈、汤两派以不同的理论主张和创作倾向相互争胜,促进了明传奇的进一步发展。
从剧作精神看,明后期传奇最突出的倾向是张扬个***,批判封建礼教。
它通常以婚恋自由作为具体演绎。
于是出现了远远超出一般才子佳人恋爱俗套的不朽作品,如《牡丹亭》《娇红记》。
从声腔发展看,昆腔创作一枝独秀,大部分传奇都是比较典雅的昆腔作品,同时具备较高的文学品位。
另外,民间的弋阳腔与各地方戏的结合,也上演了不少丰富多彩的传奇剧目,满足了大众的审美需求。
先给大家说说沈璟的昆腔创作吧,沈璟这个人的话,是江苏吴江人,进士出身,历任兵部、礼部、吏部主事、员外郎,曾因事被贬,37岁时告病归隐。
晚年专意于戏剧理论研究和剧本创作近20年,共改编创作17本昆剧,明为《属玉堂传奇》,现存7种。
沈璟传奇多从传统道德出发,抨击世风堕落。影响较大的是《义侠记》,根据《水浒》武松故事改编,突出的是武松的忠义和侠烈,已达到惩恶扬善目的。
另外有《博笑记》,由十个短小喜剧构成,每剧二至四出,内容多宣扬戒淫警盗、惩恶扬善。
由此看来,吕天成《义侠记序》说沈璟传奇“命意皆主风世”,概括基本准确。
但沈璟的创作成就远不如汤显祖,他的地位,主要是因创立其曲谱体制和吴江派戏曲理论而奠定的。
但不管怎么说,沈璟也是明代著名曲学大家,他辞官归隐后潜心致力于昆腔格律体系的建立、
像是他的《南九宫十三调曲谱》,审定宫调曲牌,规范曲牌句法格式,确定声腔音律,分辨正字、衬字,标出板眼,较全面地构建了以昆腔为主体的新传奇的格律体系,成为曲家填谱的法则。
沈璟戏曲格律理论的基本思想,是对“场上之曲”的强调。他提出“合律依腔”和“语言本色”的主张,以使“案头之曲”成为“场上之曲”。
不过,需要说明的是,他在格律与文辞的关系上有些认识不足,为强调音律,往往不惜因律害意,未免偏激、过分。
而与之相关的“沈汤之争”,也就成了明代戏剧史上的重要话题。
所谓“沈汤之争”,说的是沈璟和汤显祖对戏曲创作有着截然不同的见解,其焦点在于如何处理曲“律”与曲“意”的关系。
沈“强调音律”,甚至不惜“因律害意”“欲度新声休走样,名为乐府,须教合律依腔。”“宁使时人不鉴赏,无使人挠喉捩嗓。”
地方汤“推崇意趣”,甚至不惜“因意害律”:“凡文以意趣神色为主,四者到时,或有丽词俊音可用,尔时能一一顾九宫四声否?”“余意所至,不妨拗折天下人嗓子。”(
据王骥德《曲律》、汤显祖《答凌初成》载:沈璟、吕玉绳曾把汤显祖的《牡丹亭》改编为《同梦记》,引起汤显祖的极大不满。
汤很气愤地说:“《牡丹亭记》要依我原本,其吕家改的,切不可从。虽是增减一二字以便俗唱,却与我原作的意趣大不相同了。”
于是“沈汤之争”由此而生。
王骥德认为,“临川之于吴江,故自冰炭”,可见两位大家到了水火难容的地步。
而我们现在以为,沈汤两人的主张,虽各有某些合理成分,显然更有偏颇、过分的地方。
还是王骥德《曲论》说得公允:“松凌(沈璟)据词法而让词致,临川(汤显祖)妙词情而越词检”。
明吕天成《曲品》进一步说:“倘能守词隐先生之矩彟,而运以清远道人之才情,岂非合之双美者乎?”
显然是在研究、斟酌了两人的长短得失之后,终于认识到曲意和曲律都不可偏废的道理,只有两者兼顾,才能两全其美。
到了明后期,围绕着沈璟和汤显祖,形成了两大戏剧流派:一是吴江派,一是临川派。
吴江派的话,因核心人物沈璟是江苏吴江人而得名。
属于这派的成员有余姚人吕天成、叶宪祖,苏州人冯梦龙、袁于令,上海人范文若,嘉兴人卜世臣,吴江人沈自晋等昆曲作家。
这些人大都是沈璟的子侄、门生或朋友,作品多宣扬传统的伦理道德,讲究格律严整,语言本色,他们的许多剧目常被后世搬演。
此外,吕天成的《曲品》,是继《南词叙录》之后的第二部评明传奇的专著;沈自晋(沈璟之侄)的《南词新谱》在其叔叔沈璟的《南九宫十三调曲谱》基础上增补而成。
另外,徐渭的学生王骥德虽不属这派成员,但与沈璟、吕天成等曲学家都交情不浅,其曲学理论著作《曲律》是中国戏曲创作规律的比较系统的总结。
而临川派的话,是以临川剧作家汤显祖为代表的一个戏曲流派,因汤显祖居住玉茗堂,所以又叫“玉茗堂派”。
临川派戏剧创作主才情,不拘音律,常以男女至情反对封建礼教,以奇幻情节承载浪漫风格,以绮词丽语体现优美文采,属于这派的成员有吴炳、阮大铖、孟称舜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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