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百零七章 气死笑死

    至于有关白蛇与雷峰塔的传说，早见于南宋的《西湖三塔记》，到明末的《白娘子永镇雷峰塔》话本(见《警世通言》)，白蛇与许仙恋爱的故事情节已大致具备。
    但需要说明的是，这并不是一个多么香艳的故事，在最开始的时候，白娘子还是一个可怕的蛇精，动辄威胁许仙，“若生外心，教你满城皆为血水。”
    一直到此后，在民间说唱与戏曲的流传过程中，人民根据自己的理想与愿望，不断加以丰富与提高，使故事内容越来越丰富，白娘子的形象越来越光辉。
    例如在乾隆年间的戏曲艺人陈加言父女的《雷峰塔传奇》，就是这个在民间长期流传的白娘子故事的舞台演出本。
    并且《雷峰塔传奇》是有深刻现实内容的浪漫主义作品，剧本写白蛇青蛇化为美女，在杭州西湖遇见青年商人许仙。
    白娘子爱许仙的诚实勤劳，与他结为夫妇。
    后因法海和尚的阻挠，他们的爱情遇到种种挫折。
    白娘子为挽救许仙，争取自己爱情的幸福，和法海和尚展开了一连串的斗争，虽然最后失败了，白娘子被镇压在雷峰塔下，但通过水漫金山、断桥相会等场，集中表现了白娘子对敌狠对己和的优秀品质。
    在人民群众中留下了深刻的影响，因此二百多年来，在舞台上一直演出不衰。
    而清朝中叶的杂剧作家的话，则以杨潮观为最有名。
    杨潮观，字宏度，号笠湖，江苏金匮(今江苏无锡)人。
    著杂剧三十二种，皆一折短剧，以其在邛州任所所建读书室《吟风阁》为总名。
    他很注意戏曲的讽谕劝惩作用，在自著《题词》中说；“百年事，千秋笔，儿女泪，英雄血。数苍茫世代，断残碑碣。今古难磨真面目，江山不尽闲风月。有晨钟暮鼓送君边，听清切。”
    并仿照《诗经》和白居易《新乐府》的作法在每剧前作一小序，说明创作的目的。
    他年少即以文名，后来又长期担任知县、知州一类的地方官，所以作品内容多数是写文人遭遇和前人政绩的。
    其中部分创作有一定的揭露现实的意义。如《汲长孺矫诏发仓》写灾区人民的苦痛和官差的凶狠很真切，同时表彰了汲长孺为了救民所作的权变。
    例如小序中说：“发仓，思可权也。为国家者，患莫甚乎弃民；大荒召乱，方其在难，君子饥不及餐，而日待救西江，不索我于枯鱼之肆乎?诗曰：‘载驰载驱，周爰咨度。’汲长孺有焉。”
    《穷阮稽醉骂财神》)通过阮稽的口，表现了作者内心的愤慨。
    《寇莱公思亲罢宴》则表现了戒奢崇俭的思想，是影响最大的一个作品。
    他对于一些下层人物的描写如《发仓》中的贾天香、《罢宴》中的刘婆等也很成功。
    但杨潮观是个封建文人，又信佛教，这些思想局限影响了他创作上的成就。
    此外，还有桂馥的《后四声猿》，包括《放杨枝》、《题园壁》、《谒帅府》，《投圈中》四种。
    以及舒位的《瓶笙馆修箫谱》，包括《卓女当炉》、《博望访星》，《樊姬拥髻》、《酉阳修月》四种，是当时较有影响的作品。
    但所写皆文人轶事，借以抒发作者胸怀，缺乏现实意义，表现了杂剧创作也已走到它的尽头。
    清初至清中叶，出现了不少长篇白话小说，其中优秀的作品都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时代的特征。
    除《儒林外史》，《红楼梦》等专章论述外，其他较有影响的作品，就其内容性质及产生先后.分节叙述如下。
    并且需要说明，这一时期出现了不少富有英雄传奇色彩的历史小说。
    它们托言历史而寄寓今情，以不同的方式继承了《三国演义》和《水浒传》的传统。
    《水浒后传》作者陈忱，字遐心，一字敬夫，号雁宕山樵，浙江吴兴人。
    曾与顾炎武、归庄等组织具有反清倾向的“惊隐诗社”。
    他一生贫困潦倒，以“卖卜自给”，“穷饿以终”(《乌程县志》)。
    据《后传》序诗“白发孤灯续旧篇”句看来，小说可能是他晚年写成的。
    四十回的《水浒后传》写三十二位梁山未死英雄重举义旗，并英勇抗击外来侵略者，最后到海外创立基业的故事。
    小说一开始就写阮小七梁山感旧、手刃张干办和李俊太湖捕鱼、反抗巴山蛇两件事情。
    正是统治阶级的残酷迫害“梁山余党”，鱼肉人民，使散处各地的梁山好汉又很快地聚在义旗之下，建立了登云山，饮马川的反抗据点。
    这时，部分梁山的英雄在经历了种种严酷的斗争，接受了梁山起义失败的教训之后，认识有所提高，性格也随着发展了。
    “当日不受招安，弟兄们同心合胆，打破东京，杀尽了那些蔽贤嫉能这班奸贼，与天下百姓伸冤，岂不畅快。”
    可见阮小七说的这段话很有代表意义，表明他对统治阶级已不再抱有任何幻想。
    铁叫子乐和运用妙计，从防范、严密的饮虹桥别墅和带州府监狱中，接连救出花逢春母子姑侄和李俊，费保等人。
    后来义军创业海外，他一直是出谋献策的智囊，不愧为吴用的再生。
    而李俊则由一位梁山水军首领变成德孚众望的义军领袖。
    《后传》作者既照顾了这些人物形象在《水浒传》中的性格特征，又写出了他们在现实斗争中的成长。
    生活在民族矛盾十分尖锐的清初，作者怀着“亡国孤臣”的沉痛心情，再现了金兵南下后“四野萧条，万民涂炭”的情景，也揭发了金兵虏杀良民，贩卖人口的罪行。
    对李纲，种师道及太学生的爱国斗争则热烈歌颂，对徽宗、钦宗的昏聩无能，蔡京、童贯等人的祸国殃民则大加贬斥。
    我们现在从这些描写中可以看到，作者很有借北宋末年历史，总结明亡教训的意味。
    至于作者让蔡京父子、高俅、童贯最后都落入梁山英雄手中，一一处死，则显然表现出人民要求为无辜死难的英雄复仇雪恨和惩罚祸国罪魁的愿望。
    包括在《后传》中，关胜，朱仝，呼延灼等身处民族战争的最前哨，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依然孤身奋战，给敌人以严重的打击。
    这些振奋人心的描绘，在发挥《水浒传》反抗官府压迫的精神的同时，还结合着时代特点，突出地表现了爱国主义的主题。
    《后传》作者从《水浒传》第一百十九回李俊泛海到暹罗国的传说得到启发，自十三回后，遂大加敷演。
    这实际是为水浒英雄安排美好的结局，以慰人心；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隐约流露出作者对郑成功、李定国等人的抗清斗争所寄予的希望。
    至于他在《后传》中让乐和站到雨花台上，“望着钟山，王气郁郁葱葱，不觉胸次豁然”，就更明显地表现出他热望恢复明朝政权的用心。
    但也同时说明了作者的局限，正如许多明朝爱国遗老一样，他也把复国希望寄托在皇帝身上。
    如《后传》写燕青向徽宗进献青于，黄柑，李俊立国海外仍然尊南宋小朝廷为正统，也同样是这种封建意识的表现。
    正是出于同一思想根源，作者以李俊君臣赋诗、“世享荣华”来结束全书，不仅显得庸俗，也冲淡了前面所着力渲染的战斗气氛。
    此后康熙、雍正年间，钱采、金丰在各种“岳传”的基础上加工增订成八十回的《说岳全传》。
    岳飞故事在民族矛盾尖锐的南宋时期就已广泛流传，并成为说话人的重要题材之一。
    至明中叶以后，权奸当道，国势日危，借以寄寓思良将，恶权臣思想的各种“岳传”便应运而生。；
    所以先后出现了熊大木的《武穆演义》，邹元标的《精忠全传》等书。
    这就使清代的钱、金二人能在一个较好的基础上进行创造。
    他们描述“岳武穆之忠，秦桧之奸，兀术之横”，不仅为了安慰屈死在风波亭上的忠魂，还有假借南宋历史教训，宣扬畏族意识，悼念明朝爱国志士，谴责汉奸外寇的用意，因此在乾隆年间遭到禁毁。
    但是还需要说明，作者根据正史和传说，拇岳飞塑造成一位民族英雄和爱国统帅的形象。
    他自小孤贫，而好结义友，因此岳母在他背上刺字，勉励他“精忠报国”。“以身许国，志必恢复中原，虽死无恨”，是他决心抗金韵自白。
    作者在历史人物岳飞的身上集中了很多傀点：他军令森严而待人宽厚，经常以爱国思想教育部下，以致岳家军人人皆知抗敌的目的。
    更了不起的是他能平等待人，团结了不少绿林弟兄，共保宋室。
    这种设想固然有一定的历史依据，但更主要的却是作者顺应时势要求，通过形象描绘，拇重视人民抗敌力量的卓越见识赋予了岳飞。
    这一点，是以往任何一种“岳传”都不曾如此突出地描写过的。
    然而作者笔下的民族英雄依然带有严重的封建思想。
    岳飞的愚忠、愚孝、愚仁都十分突出，在十二道金牌的催促下，他不敢采取“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建议，终于给事业和个人都带来不可挽回的损害。
    甚至岳飞死后为鬼，也处处阻碍部下向昏君和权奸起兵复仇。曹宁大义灭亲，却被他以“孝道”逼责自尽。
    他明知君侧不清，却以宽仁为怀，轻易放走了犯令的万俟禹、罗汝楫等人。
    凡此种种，或实有其事，或纯属虚构，但经作者着力渲染，其消极性也就更突出了。
    《说岳全传》以《水浒》续书自居，用浓笔重墨描写了不少民间英雄。
    作者有意把他们的反压迫斗争与岳飞的抗金斗争联合起来，大大歌颂了那种同仇敌忾的正义行为。
    这不仅曲折反映了明末清初农民义军与地主武装联合抗清的历史现实，也表明当时一部分爱国文人在现实教育下，已经在改变对农民义军的盲目仇恨，开始重视人民的力量。
    年老的呼延灼力奋双鞭，为国捐躯；杨再兴误走小商河，被射成箭人，壮烈牺牲。
    许多虚构的梁山后代，如阮小二之子良，关胜之子铃，董平之子芳，张青之子国祥，韩滔之子起龙、起凤等，也都在外敌久侵的新形势下，发扬了梁山固有的战斗精神。
    作品里还出现了一个李逵式的英雄——牛皋。
    他曾独闯金营，投递战书，令兀术不得不表示钦佩。
    然而他却不象岳飞那样愚忠，比如牛皋敢于直斥徽宗：“那个瘟皇帝，太平无事不用我们，动起刀兵来，就来寻我们替他去厮杀，他却在宫中快活。”
    当岳飞南归，他力阻不成，后闻岳飞凶讯后，首先发兵复仇；复仇不成，他就重新落草，以示与腐朽朝廷对抗。
    血淋淋的事实教育了他，使他对统治者的嘴脸认识得更加清楚。
    他说：“大凡做了皇帝，尽是无情无义的。我牛皋不受皇帝的骗，不受招安。”
    这就一语道破了历来农民起义失败的惨痛教训，与《水浒后传》精神一致。但大敌当前，他仍然出战，并且说：
    “我牛皋岂是怕兀术的?就受招安，待我前去杀退了兀术，再回太行山便了。”
    可见他的抗金，不是为宋主效忠，而是为国家出力。他与统治者联合作战，并非屈辱投降，而是一种团结御侮的策略。
    这些描绘不仅突出了人物的精神面貌，同时表现出作者在经历了明末清初的大变乱以后，思想认识的提高。
    至于作品中的一些反面人物，如兀术的骄横狡诈，顽固自信；秦桧夫妇的阴险毒辣，下流无耻，也都写得淋漓尽致，令人发指。
    但是作者把岳飞与强寇权奸的矛盾，归结为大鹏鸟、赤须龙、女土蝠之间的冤冤相报，这不但削弱了这场火热的爱国斗争的政治意义；并且宣扬了因果报应的迷信思想。
    并且作品后二十回写**受惩，众小英雄在岳雷率领下直捣黄龙，气死兀术，笑死牛皋。
    这纯粹是人民美好愿望的反映，但是因为缺乏现实依据，而又描写粗糙，终未成功地表现那种浪漫的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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