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6章 私密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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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张学善身体较弱,稍微多喝了几杯,心中烦闷,不知不觉提起丢失东北的事,他连着叹了好几口气。
秦笛看左右无人,问道:“坊间有人传言,说清先生曾有手谕给你,让你不要抵抗,有没有这回事?”
张学善叹道,“是我们东北军自己选择不抵抗的,我想尽量避免刺激日本人,不给他们借口扩大战事,因此打不还手,骂不还口。”
“这么说,传言是假的?并没有什么手谕?”
“清先生那段时间下野,国民政府主席是林森,行政院长是孙科,当时中央给我的指示是,相应处理。不抵抗的命令是我下的,我承认那时判断错误。我下令不抵抗,是为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秦笛又问:“坊间还有人说,你为了保留实力,拥兵自重,所以才避而不战。”
张学善眉毛一竖,面上有了怒色,道:“胡说八道!这些人都不懂!东北军虽然人多,但多是土匪,不是正规军。我为了争夺铁路权,曾经跟苏俄的军队交手,结果大败,被迫签订屈辱条约。我老实讲,东北军不是日本关东军的对手,如果抵抗就是全军覆没,不但我手下的兵会死光,还可能激起日本人的凶性,让东北变成一片焦土。”
秦笛心想:“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你不是合格的领军人物!如果令尊还活着,可能结果并非如此。”
按照历史记载,汪大卫虽然后来成了汉奸,但在918事变时,他是主张抗日的,他继孙科后出任行政院长,曾多次给张学善发电报,催促他出兵抵抗,责备张学善,“去岁放弃沈阳,再失锦州,致三千万人民,数十万土地,陷于敌手……”
但张学善总推诿说粮饷不足,拒不行动,并还暗指汪大卫无权指挥东北军,结果气得汪大卫辞职出洋,“这个行政院长没法干了。”
在日本关东军攻打热河之前,军政老将宋哲元、商震、庞炳勋等都要求清先生亲自北上,指挥抗日。知识分子胡时、丁文江、翁文灏三人当时曾联名致电清先生,指出华北抗日,不是张学善能领导的,热河如果再轻易失守,政府责任难逃,吁请清先生速来华北亲自指挥。
清先生接到胡时等人电报后覆电说,他第二天就北上。
然而当天夜里,热河全境就被日军占领。
清先生后来感叹说:“我估计日本要用六个师团的人,日本国内和台湾都得动员兵力。我们每日都有情报,知道日本没有动员,故料日本不过虚声吓人而已。不料日本对汤玉麟、张学善的军队比我们知道得多。”
当时进攻东北的日本军队只有几万人,而仅张学善的东北军就有30万部队,但热河就这样轻易失守,对此胡时非常悲愤,在《独立评论》上发表了“全国震惊之后”一文,认为热河失守,张学善罪责难逃。胡时毫不客气地指出:“张学善的体力与精神,知识与训练,都不是能够担当这种重大而又危急的局面的。”
虽然张学善说,没有清先生“不予抵抗”的一纸手谕,但从整个抗战背景来看,清先生对张学善在东北不抵抗基本是持默许态度的,主要原因是他对当时中国和日本的军事实力悬殊有比较清醒的认知,倾向于忍让、不扩大事端,以争取时间。从这个意义上说,东北不抵抗是张、清两人的共识。
杜悦笙好意请俩人饮宴,没承想秦笛问的都是军事机密,他听得有些心惊肉跳,因为牵涉到清先生,万一传出去就麻烦了!
因此他起身吩咐手下:“封闭房门,不准任何人进来!”
随后,杜悦笙亲自为二人把盏:“少帅,秦先生,多喝酒,多吃菜,少谈政事……”
可是张学善这样的人,怎么可能不论政事?
酒过三巡,秦笛说道:“我是乡野小人物,不明白天下大势。我想请问少帅,为什么清先生不肯破釜沉舟,坚决抗日呢?”
老实讲,清先生也是强烈的民族主义份子,日后宁肯退出联合国,也绝不放弃大陆版图。可是这样的人,为什么直到1937年西安事变,都一直对日妥协呢?难道说是因为他在日本留过学?
张学善摇了摇头,道:“军阀割据,政令难以统一,国力衰微,无法与日本匹敌,所以尽量避免全面抗战的爆发,以争取时间组建更多师团,建造兵工企业。”
九一八事变后,清先生在德国人的帮助下,在湖南、四川、湖北等大后方创建军工厂和重工业。在西安事变前一年,他还坚持“和平未到完全绝望之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决不轻言牺牲。”
但他为什么不把想法告诉群情激昂要求抗日的中国民众呢?
因为当时日本内部对是否攻占整个中国也有分歧,日本政府向“国联”提出的对华五项条款,其中有“保护日本臣民在满洲之一切和平业务,尊重日本在满洲之条约利益”,同时也有“日本尊重中国土地之保全”。
虽然这种条款形同于温水煮青蛙,但是清先生和一部分青白党的人士认为,中国仍有可能和日本周旋,拖延日本全面入侵中国的时间,以积蓄自己的力量,故而从长计议。
当时胡时发表“华北保存的重要”一文,主张“停战谋和”,指出以中国之国情“不足以对日言战”;“战则必大败,而和则未必大乱”。胡时后来还提出,“日本倘能自华撤兵停战,中国不惜承认满洲国”。胡适为文解释说,当年比利时曾被德国占领,法国割两省给普鲁士,都是由于实力悬殊而采取的权宜之计,后来有实力又收回。
胡时的软弱,跟汪大卫的曲线救国,又有什么不同呢?
不过,1937年日本进攻全中国的时候,胡时坚决主张全民血战,直至最后一寸土、一个人。在这一点上,他跟汪大卫恰好翻转过来!
饮宴到最后,张学善喝得醉醺醺的,问道:“秦先生,过些天我想去欧洲考察,路途遥远,能说话的人很少,要不然,你陪我一起去如何?”
秦笛婉拒道:“多谢少帅盛情邀请,可我暂时走不开,对不起了。”
他不想跟张学善接触太深,如果两人一起去欧洲,在报纸上一登载,肯定会吸引很多人的眼球,给他增添更多的恶名。
而且,历史上张学善去意大利,还见了墨索里尼,拿到一枚“皇冠大十字勋章”。随后,他从意大利到法国,再到英国,耗时大半年。
秦笛可没有那么多功夫陪对方玩!
他在长途飞机变得可靠之前,暂时不愿意坐轮船出海,此时的欧洲也是一团糟,有啥好玩的?有那个时间闲逛,还不如去洞天福地修炼呢!
秦笛看左右无人,问道:“坊间有人传言,说清先生曾有手谕给你,让你不要抵抗,有没有这回事?”
张学善叹道,“是我们东北军自己选择不抵抗的,我想尽量避免刺激日本人,不给他们借口扩大战事,因此打不还手,骂不还口。”
“这么说,传言是假的?并没有什么手谕?”
“清先生那段时间下野,国民政府主席是林森,行政院长是孙科,当时中央给我的指示是,相应处理。不抵抗的命令是我下的,我承认那时判断错误。我下令不抵抗,是为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秦笛又问:“坊间还有人说,你为了保留实力,拥兵自重,所以才避而不战。”
张学善眉毛一竖,面上有了怒色,道:“胡说八道!这些人都不懂!东北军虽然人多,但多是土匪,不是正规军。我为了争夺铁路权,曾经跟苏俄的军队交手,结果大败,被迫签订屈辱条约。我老实讲,东北军不是日本关东军的对手,如果抵抗就是全军覆没,不但我手下的兵会死光,还可能激起日本人的凶性,让东北变成一片焦土。”
秦笛心想:“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你不是合格的领军人物!如果令尊还活着,可能结果并非如此。”
按照历史记载,汪大卫虽然后来成了汉奸,但在918事变时,他是主张抗日的,他继孙科后出任行政院长,曾多次给张学善发电报,催促他出兵抵抗,责备张学善,“去岁放弃沈阳,再失锦州,致三千万人民,数十万土地,陷于敌手……”
但张学善总推诿说粮饷不足,拒不行动,并还暗指汪大卫无权指挥东北军,结果气得汪大卫辞职出洋,“这个行政院长没法干了。”
在日本关东军攻打热河之前,军政老将宋哲元、商震、庞炳勋等都要求清先生亲自北上,指挥抗日。知识分子胡时、丁文江、翁文灏三人当时曾联名致电清先生,指出华北抗日,不是张学善能领导的,热河如果再轻易失守,政府责任难逃,吁请清先生速来华北亲自指挥。
清先生接到胡时等人电报后覆电说,他第二天就北上。
然而当天夜里,热河全境就被日军占领。
清先生后来感叹说:“我估计日本要用六个师团的人,日本国内和台湾都得动员兵力。我们每日都有情报,知道日本没有动员,故料日本不过虚声吓人而已。不料日本对汤玉麟、张学善的军队比我们知道得多。”
当时进攻东北的日本军队只有几万人,而仅张学善的东北军就有30万部队,但热河就这样轻易失守,对此胡时非常悲愤,在《独立评论》上发表了“全国震惊之后”一文,认为热河失守,张学善罪责难逃。胡时毫不客气地指出:“张学善的体力与精神,知识与训练,都不是能够担当这种重大而又危急的局面的。”
虽然张学善说,没有清先生“不予抵抗”的一纸手谕,但从整个抗战背景来看,清先生对张学善在东北不抵抗基本是持默许态度的,主要原因是他对当时中国和日本的军事实力悬殊有比较清醒的认知,倾向于忍让、不扩大事端,以争取时间。从这个意义上说,东北不抵抗是张、清两人的共识。
杜悦笙好意请俩人饮宴,没承想秦笛问的都是军事机密,他听得有些心惊肉跳,因为牵涉到清先生,万一传出去就麻烦了!
因此他起身吩咐手下:“封闭房门,不准任何人进来!”
随后,杜悦笙亲自为二人把盏:“少帅,秦先生,多喝酒,多吃菜,少谈政事……”
可是张学善这样的人,怎么可能不论政事?
酒过三巡,秦笛说道:“我是乡野小人物,不明白天下大势。我想请问少帅,为什么清先生不肯破釜沉舟,坚决抗日呢?”
老实讲,清先生也是强烈的民族主义份子,日后宁肯退出联合国,也绝不放弃大陆版图。可是这样的人,为什么直到1937年西安事变,都一直对日妥协呢?难道说是因为他在日本留过学?
张学善摇了摇头,道:“军阀割据,政令难以统一,国力衰微,无法与日本匹敌,所以尽量避免全面抗战的爆发,以争取时间组建更多师团,建造兵工企业。”
九一八事变后,清先生在德国人的帮助下,在湖南、四川、湖北等大后方创建军工厂和重工业。在西安事变前一年,他还坚持“和平未到完全绝望之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决不轻言牺牲。”
但他为什么不把想法告诉群情激昂要求抗日的中国民众呢?
因为当时日本内部对是否攻占整个中国也有分歧,日本政府向“国联”提出的对华五项条款,其中有“保护日本臣民在满洲之一切和平业务,尊重日本在满洲之条约利益”,同时也有“日本尊重中国土地之保全”。
虽然这种条款形同于温水煮青蛙,但是清先生和一部分青白党的人士认为,中国仍有可能和日本周旋,拖延日本全面入侵中国的时间,以积蓄自己的力量,故而从长计议。
当时胡时发表“华北保存的重要”一文,主张“停战谋和”,指出以中国之国情“不足以对日言战”;“战则必大败,而和则未必大乱”。胡时后来还提出,“日本倘能自华撤兵停战,中国不惜承认满洲国”。胡适为文解释说,当年比利时曾被德国占领,法国割两省给普鲁士,都是由于实力悬殊而采取的权宜之计,后来有实力又收回。
胡时的软弱,跟汪大卫的曲线救国,又有什么不同呢?
不过,1937年日本进攻全中国的时候,胡时坚决主张全民血战,直至最后一寸土、一个人。在这一点上,他跟汪大卫恰好翻转过来!
饮宴到最后,张学善喝得醉醺醺的,问道:“秦先生,过些天我想去欧洲考察,路途遥远,能说话的人很少,要不然,你陪我一起去如何?”
秦笛婉拒道:“多谢少帅盛情邀请,可我暂时走不开,对不起了。”
他不想跟张学善接触太深,如果两人一起去欧洲,在报纸上一登载,肯定会吸引很多人的眼球,给他增添更多的恶名。
而且,历史上张学善去意大利,还见了墨索里尼,拿到一枚“皇冠大十字勋章”。随后,他从意大利到法国,再到英国,耗时大半年。
秦笛可没有那么多功夫陪对方玩!
他在长途飞机变得可靠之前,暂时不愿意坐轮船出海,此时的欧洲也是一团糟,有啥好玩的?有那个时间闲逛,还不如去洞天福地修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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