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38章 在商言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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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高务实搞的水泥问世,大明已经逐渐接受了水泥这种新型建筑材料,这几年来,光从朝廷的角度来说,大同边墙整修、蓟北边墙整修等工程都大量运用到了水泥。而河工方面也同样如此,连续数年都大量购入水泥,用于加固关键河段以及新挖河段。
按照魏学曾和高务实交底所言,光是今年一年,河工方面用来购入水泥的款项就达到二十七万两,而本年河工的朝廷总拨款也只有七十一万两,购入水泥的花费占比达到了38%之多。
这就很好理解魏学曾为此来找高务实商议赊账的事宜了——工部尚书魏学曾与河总潘季驯都是高拱提拔起来的,他们或许敢于将其他款项延后拨付,但对于京华水泥的货款,未经高务实同意,他们肯定不敢随意延后,这太影响内部团结了。
不过,既然是内部,相对来说也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私下商议,于是就有了魏学曾今日之行。
高务实知道,京华水泥厂的水泥卖得其实是挺贵的,他并没有因为要“支援国家建设”就在这方面自己压价。高务实的思路一直都是希望大明朝廷建立起有效可行的新财政体系,能够在正常的商业运作范围下完成国家的各项工程,而不是他高某人从头到尾学**。
他说自己愿意缴税,这是心里话,因为在他看来缴税本来就是天经地义的事,没有国家给于的良好商业环境,商人怎么可能取得好的利润率?好比一旦国家动荡,或许有部分商人能发财,但更多的商人肯定只能破产,这就是商业大环境的影响。
但缴税归缴税,正常的商业行为却不该被扭曲——当然在大明,扭曲的东西太多了,倒也不差这一块。比方说历史上万历三大征,很多后世之人都知道,那三场仗户部根本没有投多少钱进去,主要是靠万历帝的内帑在支撑。
事实上这种国家层面的战争,户部出军费难道不是理所应当的事?
还有万历中后期的各种因灾免税,免来免去也是内帑帮忙出钱,万历甚至不得不下诏警告户部“不要单恃内帑”。
这其实就是典型的财政制度扭曲:地方不肯收税——户部没钱所以不肯出钱——皇帝拿内帑补贴国用——内帑没钱所以广派中官收取矿税(商税为主)——地方上疏骂皇帝贪财——皇帝批评户部不作为并继续收矿税——地方越不肯缴税。
如此循环往复,局面越来越糟,地方官员觉得皇帝贪婪成性,皇帝也嫌这些官员屁用没有,于是整个国家大局越来越差,皇帝也越来越不待见这些官员。
说到底,关键还是官员觉得天下是皇帝的天下,哪怕是朝廷缺钱,不够了也得你皇帝掏腰包补上。而皇帝觉得你们光知道说这里要减税,那里要减税,减来减去户部穷得老鼠都不肯去,一旦国家有事,一个大子都拿不出来,尽要朕自掏腰包?朕难道会法术,无中生有便拿得出真金白银来?那行,收税这件事你们干脆就别管了,朕自己派家奴去收!
而太监们到了地方,除了肯定要完成皇帝交待的任务之外,当然也还得自己捞一笔“辛苦费”,于是压榨地方那也是常有的。这时候再加上地方官府的冷眼旁观甚至暗中怂恿,地方上闹出对抗矿监的乱子又有什么好奇怪?
说穿了,就是八个字:自私自利,权责不分。自私自利主要指官员,权责不分倒是可以怪万历自己——连带他的祖宗们。大明朝这么多年,居然没有一个皇帝觉得这套财政体系有问题,该改革!
在万历之前的皇帝们,竟然大多没有认识到税收不起来是件十分要命的事,到了万历,他其实还稍微“进步”了一点,认识到了钱对于国家的重要性,因为不管办什么事,都得要有钱。只是他也没从制度上想办法,只能靠着“不要脸”去捞钱补贴这个千疮百孔的财政体系。
历史上的万历“贪财”到了什么程度?有些商人竟敢身穿明黄服饰,而有官员报告给万历的时候,万历居然说:只要他们交钱就行。
高务实简直不知道该怎么评价,这是心大,还是哀莫大于心死?为了捞钱补贴国用,连这样在其他时代能被当做谋逆的大事,在万历眼中也只是钱的问题了!
当然,至少魏学曾现在还没有跟他商讨免费使用水泥,只是希望将付款时间延迟一些,这还是可以商量的。
“魏部堂,其实京华水泥厂也好,京华的其他产业也罢,具体的生意晚生是很少过问的。但是在商言商,生意归生意,延迟付账或者说赊账……不是说一定不可以,但水泥厂方面会不会因为款子没有到位而影响开工,这个暂时晚生也还不清楚,因此具体的事情要具体商议。”
这是题中应有之义,魏学曾不是热血少年,不会不懂其中含义,也不会要求高务实破家为国。他轻轻点头,道:“求真所言,我自然是理解的,不过我还有另外的建议,不知求真可愿听上一听?”
高务实笑道:“愿闻高论。”
“算不上什么高论。”魏学曾摆手道:“原本前次开港,无论是北方的天津,还是南方的宁波、泉州、广州三地,其官港都是朝廷所开。虽然眼下天津港因为求真你的大笔投入,现在已经形成了京华私港为主,朝廷官港为辅的局面,但官港始终是存在的。”
高务实心中一动,但没有表露出来,而是略带诧异地问:“不错,那又如何?”
“那些官港都是工部营建,产权也是挂在工部的。”魏学曾果然说到了高务实心动的点:“工部的意思是,这些官港在工部手里只能勉强保本,甚至南方三港居然还要赔钱,所以不如干脆卖出去……不知求真是否愿意接手?”
高务实知道魏学曾所说的“南方三港居然还要赔钱”并不是指开港本身赔钱,问题是那个引税和进出口税并不是工部的收益,工部能拿到的只是单纯的港口运营收益。但工部哪里会运营什么港口?
天津港靠着高务实的私港带动,形成了一些些规模效应,所以工部还能混个勉强保本,而南方那边流行的是各大家都有自己的小港口——这里要补充说明一下,这个时期的开港并不是向后世那样基本只有一个巨大的主港,而是很多私人都可以自己建个码头就号称一港。
比如泉州开港,私人港口居然有好几十个,而其中绝大部分都只是有一两个码头而已。
如此分散,自然也就很难形成规模效应,从而让官港也跟着沾光了。
虽然心动不已,但是在商言商,高务实还是故作为难地道:“既然魏部堂也说南方三港都在亏钱,您还把这个当做交换提供给晚生?”
谁知魏学曾摇头道:“在工部手里亏钱是不假,但在求真你手里,哪能亏钱?求真,我虽然不会做买卖,但这点眼光自信还是有的,这三处官港营建费用超过二十五万两,再加上天津官港,总的营建费用接近四十万两。现在虽然过去几年,但估算三十五万应该没问题吧?你再饶我一点,我把四大官港打包卖给你,你免了今年河工的水泥款,再给工部凑足十万两,你看如何?”
按照魏学曾和高务实交底所言,光是今年一年,河工方面用来购入水泥的款项就达到二十七万两,而本年河工的朝廷总拨款也只有七十一万两,购入水泥的花费占比达到了38%之多。
这就很好理解魏学曾为此来找高务实商议赊账的事宜了——工部尚书魏学曾与河总潘季驯都是高拱提拔起来的,他们或许敢于将其他款项延后拨付,但对于京华水泥的货款,未经高务实同意,他们肯定不敢随意延后,这太影响内部团结了。
不过,既然是内部,相对来说也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私下商议,于是就有了魏学曾今日之行。
高务实知道,京华水泥厂的水泥卖得其实是挺贵的,他并没有因为要“支援国家建设”就在这方面自己压价。高务实的思路一直都是希望大明朝廷建立起有效可行的新财政体系,能够在正常的商业运作范围下完成国家的各项工程,而不是他高某人从头到尾学**。
他说自己愿意缴税,这是心里话,因为在他看来缴税本来就是天经地义的事,没有国家给于的良好商业环境,商人怎么可能取得好的利润率?好比一旦国家动荡,或许有部分商人能发财,但更多的商人肯定只能破产,这就是商业大环境的影响。
但缴税归缴税,正常的商业行为却不该被扭曲——当然在大明,扭曲的东西太多了,倒也不差这一块。比方说历史上万历三大征,很多后世之人都知道,那三场仗户部根本没有投多少钱进去,主要是靠万历帝的内帑在支撑。
事实上这种国家层面的战争,户部出军费难道不是理所应当的事?
还有万历中后期的各种因灾免税,免来免去也是内帑帮忙出钱,万历甚至不得不下诏警告户部“不要单恃内帑”。
这其实就是典型的财政制度扭曲:地方不肯收税——户部没钱所以不肯出钱——皇帝拿内帑补贴国用——内帑没钱所以广派中官收取矿税(商税为主)——地方上疏骂皇帝贪财——皇帝批评户部不作为并继续收矿税——地方越不肯缴税。
如此循环往复,局面越来越糟,地方官员觉得皇帝贪婪成性,皇帝也嫌这些官员屁用没有,于是整个国家大局越来越差,皇帝也越来越不待见这些官员。
说到底,关键还是官员觉得天下是皇帝的天下,哪怕是朝廷缺钱,不够了也得你皇帝掏腰包补上。而皇帝觉得你们光知道说这里要减税,那里要减税,减来减去户部穷得老鼠都不肯去,一旦国家有事,一个大子都拿不出来,尽要朕自掏腰包?朕难道会法术,无中生有便拿得出真金白银来?那行,收税这件事你们干脆就别管了,朕自己派家奴去收!
而太监们到了地方,除了肯定要完成皇帝交待的任务之外,当然也还得自己捞一笔“辛苦费”,于是压榨地方那也是常有的。这时候再加上地方官府的冷眼旁观甚至暗中怂恿,地方上闹出对抗矿监的乱子又有什么好奇怪?
说穿了,就是八个字:自私自利,权责不分。自私自利主要指官员,权责不分倒是可以怪万历自己——连带他的祖宗们。大明朝这么多年,居然没有一个皇帝觉得这套财政体系有问题,该改革!
在万历之前的皇帝们,竟然大多没有认识到税收不起来是件十分要命的事,到了万历,他其实还稍微“进步”了一点,认识到了钱对于国家的重要性,因为不管办什么事,都得要有钱。只是他也没从制度上想办法,只能靠着“不要脸”去捞钱补贴这个千疮百孔的财政体系。
历史上的万历“贪财”到了什么程度?有些商人竟敢身穿明黄服饰,而有官员报告给万历的时候,万历居然说:只要他们交钱就行。
高务实简直不知道该怎么评价,这是心大,还是哀莫大于心死?为了捞钱补贴国用,连这样在其他时代能被当做谋逆的大事,在万历眼中也只是钱的问题了!
当然,至少魏学曾现在还没有跟他商讨免费使用水泥,只是希望将付款时间延迟一些,这还是可以商量的。
“魏部堂,其实京华水泥厂也好,京华的其他产业也罢,具体的生意晚生是很少过问的。但是在商言商,生意归生意,延迟付账或者说赊账……不是说一定不可以,但水泥厂方面会不会因为款子没有到位而影响开工,这个暂时晚生也还不清楚,因此具体的事情要具体商议。”
这是题中应有之义,魏学曾不是热血少年,不会不懂其中含义,也不会要求高务实破家为国。他轻轻点头,道:“求真所言,我自然是理解的,不过我还有另外的建议,不知求真可愿听上一听?”
高务实笑道:“愿闻高论。”
“算不上什么高论。”魏学曾摆手道:“原本前次开港,无论是北方的天津,还是南方的宁波、泉州、广州三地,其官港都是朝廷所开。虽然眼下天津港因为求真你的大笔投入,现在已经形成了京华私港为主,朝廷官港为辅的局面,但官港始终是存在的。”
高务实心中一动,但没有表露出来,而是略带诧异地问:“不错,那又如何?”
“那些官港都是工部营建,产权也是挂在工部的。”魏学曾果然说到了高务实心动的点:“工部的意思是,这些官港在工部手里只能勉强保本,甚至南方三港居然还要赔钱,所以不如干脆卖出去……不知求真是否愿意接手?”
高务实知道魏学曾所说的“南方三港居然还要赔钱”并不是指开港本身赔钱,问题是那个引税和进出口税并不是工部的收益,工部能拿到的只是单纯的港口运营收益。但工部哪里会运营什么港口?
天津港靠着高务实的私港带动,形成了一些些规模效应,所以工部还能混个勉强保本,而南方那边流行的是各大家都有自己的小港口——这里要补充说明一下,这个时期的开港并不是向后世那样基本只有一个巨大的主港,而是很多私人都可以自己建个码头就号称一港。
比如泉州开港,私人港口居然有好几十个,而其中绝大部分都只是有一两个码头而已。
如此分散,自然也就很难形成规模效应,从而让官港也跟着沾光了。
虽然心动不已,但是在商言商,高务实还是故作为难地道:“既然魏部堂也说南方三港都在亏钱,您还把这个当做交换提供给晚生?”
谁知魏学曾摇头道:“在工部手里亏钱是不假,但在求真你手里,哪能亏钱?求真,我虽然不会做买卖,但这点眼光自信还是有的,这三处官港营建费用超过二十五万两,再加上天津官港,总的营建费用接近四十万两。现在虽然过去几年,但估算三十五万应该没问题吧?你再饶我一点,我把四大官港打包卖给你,你免了今年河工的水泥款,再给工部凑足十万两,你看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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