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43章 新内阁,新七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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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有多少悲伤或是不甘,张四维的车队终究还是消失在了燕台马驿向南的驿道上。他的车队预计将在今晚到达京师西南方向的固节马驿,赶上提前一些出发的高揀夫妇,然后一同回去蒲州葬父哭灵,丁忧守制。
京中至少一半以上官员出现在了送别的长亭周围,面色肃然地礼送这位首辅——或者说前首辅出京归乡。
高务实当然站在最显眼的位置,甚至还不断接受旁人的“劝慰”。很显然,这不是因为他一个兵部侍郎的官职会是这衮衮诸公中最高的,而是因为逝者本身也是他的外公,而他却偏偏不能离任。
在此时的人们看来,因公不能尽孝也是很值得可怜的,至于高务实是不是真的很悲痛,倒是没人真正关注。
如果说他们真有关注高务实的地方,那也是关注他会不会“化悲痛为力量”,真把早就糜烂到根子里的京营给整出朵花来。
今天的情况与往日不同,高务实仗着自己也算是“戴孝之身”,没与众人过多寒暄,在送走了大舅之后,便沉默着离开了。
没有人会怪他失礼,至少今天肯定不会。
但大明朝今年七月的坏事显然还没完,因为在白天去位了首辅之后,当天夜里居然又死了一位阁臣——余有丁病故了。
原本次日是大朝日,但余有丁病死,皇帝只好临时下诏表示震悼,并按例辍朝一日。
又次日,大朝,陈矩代皇帝宣示了最新的一道诏书,重新给内阁阁臣进行“排序”,原本的七位阁老同时在阁的局面再次变更,继续恢复到五位阁老的状态。
如今内阁的组成是这样的:首辅、中极殿大学士申时行,次辅、建极殿大学士许国,群辅则有三位:文华殿大学士潘晟、文渊阁大学士张学颜、东阁大学士吴兑。
至于原本排在文华殿之后、文渊阁之前的武英殿大学士,当然是暂时空缺了——反正阁臣空缺乃是常事,不足为奇。
而此时,七卿的职务也已经变更完毕。所谓七卿,就是六部尚书外加都察院左都御史。
如果说九卿的话,有明一朝分为“大九卿”和“小九卿”。其中“大九卿”就是以上七卿再加上大理寺卿和通政使;“小九卿”则是太常寺卿、太仆寺卿、光禄寺卿、詹事、翰林学士、鸿胪寺卿、国子监祭酒、苑马寺卿和尚宝司卿。
现在完成了全部变更的七卿任职情况如下:吏部尚书杨巍,户部尚书沈鲤,礼部尚书潘晟(兼),兵部尚书梁梦龙,刑部尚书舒化,工部尚书杨兆,左都御史赵锦。
这其中吏部尚书杨巍本是“无党派人士”,既不算心学派,也不算实学派,但他曾经长期在宣大、山西和陕西任职,和张四维的交情颇为密切。但眼下张四维去职丁忧,杨巍的态度和立场会不会出现变化,高务实其实也不是很有把握。
户部尚书沈鲤不必多介绍,他是高拱的门生。由于此前许国因为年纪更大而抢先入阁,以至于他入阁的机会就一直拖到现在都没出现。不过户部尚书这个位置,在实学派改革之后变得越来越重要,他现在做了户部尚书,理论上来说也算是离阁老之位越来越近了。
礼部尚书潘晟也不必多介绍,这位老爷子出生于正德十二年(1517),只比郭朴小六岁,今年已经六十七岁(虚岁)高龄,身体方面大致上还凑合,就是有点耳背。不过这都不是大事,照目前的情况来看,他或许能继续再干三年,然后混个光荣退休。
他真正的问题也和杨巍类似,无党无派,在实学派强势的时候基本听实学派首辅的话,现在实学派的首辅意外去位,他的态度和立场会不会出现变化,就成了高务实等人最关注的地方。
兵部尚书梁梦龙不必介绍,直接跳过吧。
刑部尚书舒化,江西人,幼时随父长于浙江等地,嘉靖三十八年进士。隆庆年时为刑科给事中,在“先帝遗诏事件”中毫无疑问站在徐阶立场,反对高拱开释王金等人。
这起事件本书曾有简单介绍,此处不再赘言。总之结果是被高拱调离京师,但没有降级使用,而是外任陕西参政——算起来还升官了(史实)。后来郭朴当政时,因为舒化在外表现优异,又调回了京师,在刑部为侍郎。由于舒化这人执法很严,竟然一路做到刑部尚书,这也算是郭朴当政任人唯贤的一大表现,只要大事上没有冲突,他都不会刻意打压。
当然,“算计过甚”的高务实可没有郭朴的厚道,他始终记得舒化是心学一脉的人,只是为人刚直一些,而且在执法上比较严格罢了。将来双方之间会不会有冲突,高务实并不确定,所以在心理上,他始终有所准备。
工部尚书杨兆,陕西人,嘉靖三十五年进士。此公曾任蓟辽总督、南京兵部尚书等职。其原本不是实学派出身,而更类似于无党派人士,不过后来他与张四维交好,其南京兵部尚书就是张四维在郭朴当政期间给他争取来的。再往后的工部尚书也是张四维调用来的,所以……至少算半个实学派吧。
至于左都御史赵锦,此公是浙江余姚人,本身就是著名的王学门人。不过他这个王学门人倒不纯是清谈派,还是做过一些事的。
比如其早年曾经弹劾过严嵩,疏文中抨击得很猛烈,以至于嘉靖览疏震怒,说他“欺天谤君”,被下诏狱拷讯,最后重责四十,斥为民。
赵锦于是家居十五年,到穆宗即位,被徐阶起故官。擢太常少卿,未上,进光禄卿。隆庆元年以右副都御史巡抚贵州,破擒叛苗龙得鲝等。事毕入京为大理卿,历工部左、右侍郎。万历二年迁南京右都御史,一段时间后改刑部尚书。
此后他就在南京六部里头转圈任职,一直到郭朴与张四维权力交接时期,其在申时行的斡旋之下,这才调回京师出任左都御史。
所以简单一点说,他现在应该是申时行的得力臂助。
如此一排开就能看出,户部、兵部是实学派掌握的,工部也能基本掌握;吏部和礼部过去稍微偏向于实学派,但今后如何尚且存疑;刑部和都察院则可以看做是心学派的大本营,相当于实学派手中的户部和兵部性质。
高务实坐在自己兵部的值房中细细思索,忽然发现这个情况挺有意思:实学派喜欢掌握“做事”的权力,而心学派则更乐意掌握监督、审断的权力。
也是,做事多危险啊,一个弄不好就可能决策失误、处置不佳,结果引火烧身,承担政治风险。
监督就爽多了,我看你不顺眼就骂你,而且不仅有理由可以骂,关键是没理由我也能“创造”理由照样骂。骂完还不解恨,我还可以调查,调查完之后我还负责审断——这简直太爽了。
多亏了这些年首辅一直是实学派的人,皇帝也倾向于实学这边,要不然麻烦大了。
高务实很清楚眼下的麻烦:这次大舅丁忧,虽说抢在头前临时做了些补救措施,使得内阁中的实学派阁臣人数占优,但其实这只是一个治标不治本的措施,因为根本一项劣势并不能因此得到缓解。
那就是首辅。
首辅不再是实学派的人了,而是换成了申时行。
别看大家都是阁臣,其实首辅、次辅和群辅的重要性相差可是相当悬殊的。举一个不是很恰当的例子:高务实在后世可能记得某外国的首相是谁,但这位首相的内阁同僚们都有谁,他就多半一个都不记得了。
为什么?因为总会有一个人“负总责”啊!这在中国历史中就是所谓的“总揆”,也就是宰相的代称。而首辅,就是没有宰相之名的宰相,是天子以下唯一“负总责”的那个人。
不是每一个首辅都如李春芳,更不是每一个次辅都如当年的高拱。高拱在隆庆朝之所以能以次辅之身,行首辅之实,一来是他圣眷无双,二来是李春芳个性太软。
然而在当前的局面下,申时行的个性可不同于李春芳,申时行实际上是外柔内刚,而且他是个有手段的人,几乎就是昔日徐阶的翻版。
至于说圣眷方面,这局面就更糟了,因为许国的圣眷恐怕还不如申时行——当初朱翊钧做太子的时候,高拱和朱希忠是文武两个“知太子经筵事”的大臣,而实际上充当“班主任”角色的“同知太子经筵事”则正是申时行。
按照这个角度来看,真正能和申时行在圣眷上扳一扳手腕的人,有且只有一个,那就是他高务实。其他人,哪怕是当时就充当过太子讲师的那一票老翰林们都要往后再靠靠,其中也包括许国在内。
这就有点尴尬了,因为高务实虽然在圣眷上不虚申时行,可他毕竟不是阁臣,没法和申时行在同一个战场上交锋——我内阁之中商议阁务,你高某人难道能进来?我是请你出席了,还是请你列席了?
所以,身份上的差距使得高务实其实“够不着”内阁中可能出现的争锋,他顶多只能事前事后去找皇帝,如果皇帝愿意出手“降维打击”那当然一切好说,但皇帝万一要是觉得不方便出手呢?
更何况,圣眷本就是一种多半以感情来维系的东西,如果高务实动不动就去找皇帝解决,皇帝会不会迟早有一天觉得厌烦?这也是不得不考虑的事。
同样,这也正是高务实长期以来一直执着于帮皇帝解决麻烦,而不是给皇帝带来麻烦的主要原因。
圣眷是要长期坚持维系的,如若不然,再强大的圣眷也终究会衰减,直至消失殆尽。
维系圣眷,首要的一点自然是先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高务实现在的本职工作是兵部左侍郎、协理京营戎政,这个工作要简单也简单,要难也难。
如果要简单点,高务实可以找勋贵们想点办法,精挑细选凑出一支人马来好好操演一段时间。也不必要求他们真能上阵打仗,只要把阵型练得整齐些,可以搞出一场看似威武雄壮的大阅来,这事就能忽悠过去。
到时候请朱翊钧亲自参加大阅,反正皇帝又不懂带兵,看着受阅部队好像整整齐齐、精神焕发的样子,自然就该龙颜大悦了。
然而这样的工作效果显然不能让高务实自己满意——我要这群样子货有屁用?这么干无非就是把皇宫里面的大汉将军们扩大扩大规模罢了,该是废物照样是废物!
是,京营一般来说反正也不需要出战,外战基本上都归边军包打了。
可现在的局面和原历史上的万历朝不同啊!一旦大明这边凑够了钱粮物资,随时都有可能针对左翼蒙古发动最后一击。而偏偏皇帝又很信任他,要是到时候忽然来一句:既然京营已经洗刷一新,这次作战便以京营为主力吧。
那时候他高务实岂不是要坐蜡,该上哪哭去?
所以,这京营戎政的问题,不能只当裱糊匠,那不顶用,一不小心下场雨就露馅了。只能老老实实当泥瓦匠,墙烂了砌墙,瓦没了铺瓦。
至于这房子的根基是不是也有问题……那不是他一个兵部侍郎搞得定的,不走到更高的位置,这种事梦里想一想就算了,连口都没必要开。
京营戎政既然要整理,不提兵制这个根基问题当然很难,但再难也得搞,还得搞出点模样来才行。可是,该从哪里着手呢?
这半个月下来,高务实虽然光看档案不表态,但并不是没有思考,他在分析完各种兵部现有的资料之后,觉得以他现在的权力,能够抓到的“最根本”问题就是人。
人,就是兵员,就是在册军户和兵丁。
现在京营这一块到底有多少军户,其中又有多少在册兵丁,而实际上能够到位的士兵究竟有多少人,这是最基础的,必须搞清楚,否则任何措施都是镜中花、水中月,看似美好,却根本不能成为现实。
高务实叫来一名员外郎,道:“你去知会一下五军都督府的诸位都督,就说本宫保明日要去都督府拜会,请诸位都督们务必到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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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中至少一半以上官员出现在了送别的长亭周围,面色肃然地礼送这位首辅——或者说前首辅出京归乡。
高务实当然站在最显眼的位置,甚至还不断接受旁人的“劝慰”。很显然,这不是因为他一个兵部侍郎的官职会是这衮衮诸公中最高的,而是因为逝者本身也是他的外公,而他却偏偏不能离任。
在此时的人们看来,因公不能尽孝也是很值得可怜的,至于高务实是不是真的很悲痛,倒是没人真正关注。
如果说他们真有关注高务实的地方,那也是关注他会不会“化悲痛为力量”,真把早就糜烂到根子里的京营给整出朵花来。
今天的情况与往日不同,高务实仗着自己也算是“戴孝之身”,没与众人过多寒暄,在送走了大舅之后,便沉默着离开了。
没有人会怪他失礼,至少今天肯定不会。
但大明朝今年七月的坏事显然还没完,因为在白天去位了首辅之后,当天夜里居然又死了一位阁臣——余有丁病故了。
原本次日是大朝日,但余有丁病死,皇帝只好临时下诏表示震悼,并按例辍朝一日。
又次日,大朝,陈矩代皇帝宣示了最新的一道诏书,重新给内阁阁臣进行“排序”,原本的七位阁老同时在阁的局面再次变更,继续恢复到五位阁老的状态。
如今内阁的组成是这样的:首辅、中极殿大学士申时行,次辅、建极殿大学士许国,群辅则有三位:文华殿大学士潘晟、文渊阁大学士张学颜、东阁大学士吴兑。
至于原本排在文华殿之后、文渊阁之前的武英殿大学士,当然是暂时空缺了——反正阁臣空缺乃是常事,不足为奇。
而此时,七卿的职务也已经变更完毕。所谓七卿,就是六部尚书外加都察院左都御史。
如果说九卿的话,有明一朝分为“大九卿”和“小九卿”。其中“大九卿”就是以上七卿再加上大理寺卿和通政使;“小九卿”则是太常寺卿、太仆寺卿、光禄寺卿、詹事、翰林学士、鸿胪寺卿、国子监祭酒、苑马寺卿和尚宝司卿。
现在完成了全部变更的七卿任职情况如下:吏部尚书杨巍,户部尚书沈鲤,礼部尚书潘晟(兼),兵部尚书梁梦龙,刑部尚书舒化,工部尚书杨兆,左都御史赵锦。
这其中吏部尚书杨巍本是“无党派人士”,既不算心学派,也不算实学派,但他曾经长期在宣大、山西和陕西任职,和张四维的交情颇为密切。但眼下张四维去职丁忧,杨巍的态度和立场会不会出现变化,高务实其实也不是很有把握。
户部尚书沈鲤不必多介绍,他是高拱的门生。由于此前许国因为年纪更大而抢先入阁,以至于他入阁的机会就一直拖到现在都没出现。不过户部尚书这个位置,在实学派改革之后变得越来越重要,他现在做了户部尚书,理论上来说也算是离阁老之位越来越近了。
礼部尚书潘晟也不必多介绍,这位老爷子出生于正德十二年(1517),只比郭朴小六岁,今年已经六十七岁(虚岁)高龄,身体方面大致上还凑合,就是有点耳背。不过这都不是大事,照目前的情况来看,他或许能继续再干三年,然后混个光荣退休。
他真正的问题也和杨巍类似,无党无派,在实学派强势的时候基本听实学派首辅的话,现在实学派的首辅意外去位,他的态度和立场会不会出现变化,就成了高务实等人最关注的地方。
兵部尚书梁梦龙不必介绍,直接跳过吧。
刑部尚书舒化,江西人,幼时随父长于浙江等地,嘉靖三十八年进士。隆庆年时为刑科给事中,在“先帝遗诏事件”中毫无疑问站在徐阶立场,反对高拱开释王金等人。
这起事件本书曾有简单介绍,此处不再赘言。总之结果是被高拱调离京师,但没有降级使用,而是外任陕西参政——算起来还升官了(史实)。后来郭朴当政时,因为舒化在外表现优异,又调回了京师,在刑部为侍郎。由于舒化这人执法很严,竟然一路做到刑部尚书,这也算是郭朴当政任人唯贤的一大表现,只要大事上没有冲突,他都不会刻意打压。
当然,“算计过甚”的高务实可没有郭朴的厚道,他始终记得舒化是心学一脉的人,只是为人刚直一些,而且在执法上比较严格罢了。将来双方之间会不会有冲突,高务实并不确定,所以在心理上,他始终有所准备。
工部尚书杨兆,陕西人,嘉靖三十五年进士。此公曾任蓟辽总督、南京兵部尚书等职。其原本不是实学派出身,而更类似于无党派人士,不过后来他与张四维交好,其南京兵部尚书就是张四维在郭朴当政期间给他争取来的。再往后的工部尚书也是张四维调用来的,所以……至少算半个实学派吧。
至于左都御史赵锦,此公是浙江余姚人,本身就是著名的王学门人。不过他这个王学门人倒不纯是清谈派,还是做过一些事的。
比如其早年曾经弹劾过严嵩,疏文中抨击得很猛烈,以至于嘉靖览疏震怒,说他“欺天谤君”,被下诏狱拷讯,最后重责四十,斥为民。
赵锦于是家居十五年,到穆宗即位,被徐阶起故官。擢太常少卿,未上,进光禄卿。隆庆元年以右副都御史巡抚贵州,破擒叛苗龙得鲝等。事毕入京为大理卿,历工部左、右侍郎。万历二年迁南京右都御史,一段时间后改刑部尚书。
此后他就在南京六部里头转圈任职,一直到郭朴与张四维权力交接时期,其在申时行的斡旋之下,这才调回京师出任左都御史。
所以简单一点说,他现在应该是申时行的得力臂助。
如此一排开就能看出,户部、兵部是实学派掌握的,工部也能基本掌握;吏部和礼部过去稍微偏向于实学派,但今后如何尚且存疑;刑部和都察院则可以看做是心学派的大本营,相当于实学派手中的户部和兵部性质。
高务实坐在自己兵部的值房中细细思索,忽然发现这个情况挺有意思:实学派喜欢掌握“做事”的权力,而心学派则更乐意掌握监督、审断的权力。
也是,做事多危险啊,一个弄不好就可能决策失误、处置不佳,结果引火烧身,承担政治风险。
监督就爽多了,我看你不顺眼就骂你,而且不仅有理由可以骂,关键是没理由我也能“创造”理由照样骂。骂完还不解恨,我还可以调查,调查完之后我还负责审断——这简直太爽了。
多亏了这些年首辅一直是实学派的人,皇帝也倾向于实学这边,要不然麻烦大了。
高务实很清楚眼下的麻烦:这次大舅丁忧,虽说抢在头前临时做了些补救措施,使得内阁中的实学派阁臣人数占优,但其实这只是一个治标不治本的措施,因为根本一项劣势并不能因此得到缓解。
那就是首辅。
首辅不再是实学派的人了,而是换成了申时行。
别看大家都是阁臣,其实首辅、次辅和群辅的重要性相差可是相当悬殊的。举一个不是很恰当的例子:高务实在后世可能记得某外国的首相是谁,但这位首相的内阁同僚们都有谁,他就多半一个都不记得了。
为什么?因为总会有一个人“负总责”啊!这在中国历史中就是所谓的“总揆”,也就是宰相的代称。而首辅,就是没有宰相之名的宰相,是天子以下唯一“负总责”的那个人。
不是每一个首辅都如李春芳,更不是每一个次辅都如当年的高拱。高拱在隆庆朝之所以能以次辅之身,行首辅之实,一来是他圣眷无双,二来是李春芳个性太软。
然而在当前的局面下,申时行的个性可不同于李春芳,申时行实际上是外柔内刚,而且他是个有手段的人,几乎就是昔日徐阶的翻版。
至于说圣眷方面,这局面就更糟了,因为许国的圣眷恐怕还不如申时行——当初朱翊钧做太子的时候,高拱和朱希忠是文武两个“知太子经筵事”的大臣,而实际上充当“班主任”角色的“同知太子经筵事”则正是申时行。
按照这个角度来看,真正能和申时行在圣眷上扳一扳手腕的人,有且只有一个,那就是他高务实。其他人,哪怕是当时就充当过太子讲师的那一票老翰林们都要往后再靠靠,其中也包括许国在内。
这就有点尴尬了,因为高务实虽然在圣眷上不虚申时行,可他毕竟不是阁臣,没法和申时行在同一个战场上交锋——我内阁之中商议阁务,你高某人难道能进来?我是请你出席了,还是请你列席了?
所以,身份上的差距使得高务实其实“够不着”内阁中可能出现的争锋,他顶多只能事前事后去找皇帝,如果皇帝愿意出手“降维打击”那当然一切好说,但皇帝万一要是觉得不方便出手呢?
更何况,圣眷本就是一种多半以感情来维系的东西,如果高务实动不动就去找皇帝解决,皇帝会不会迟早有一天觉得厌烦?这也是不得不考虑的事。
同样,这也正是高务实长期以来一直执着于帮皇帝解决麻烦,而不是给皇帝带来麻烦的主要原因。
圣眷是要长期坚持维系的,如若不然,再强大的圣眷也终究会衰减,直至消失殆尽。
维系圣眷,首要的一点自然是先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高务实现在的本职工作是兵部左侍郎、协理京营戎政,这个工作要简单也简单,要难也难。
如果要简单点,高务实可以找勋贵们想点办法,精挑细选凑出一支人马来好好操演一段时间。也不必要求他们真能上阵打仗,只要把阵型练得整齐些,可以搞出一场看似威武雄壮的大阅来,这事就能忽悠过去。
到时候请朱翊钧亲自参加大阅,反正皇帝又不懂带兵,看着受阅部队好像整整齐齐、精神焕发的样子,自然就该龙颜大悦了。
然而这样的工作效果显然不能让高务实自己满意——我要这群样子货有屁用?这么干无非就是把皇宫里面的大汉将军们扩大扩大规模罢了,该是废物照样是废物!
是,京营一般来说反正也不需要出战,外战基本上都归边军包打了。
可现在的局面和原历史上的万历朝不同啊!一旦大明这边凑够了钱粮物资,随时都有可能针对左翼蒙古发动最后一击。而偏偏皇帝又很信任他,要是到时候忽然来一句:既然京营已经洗刷一新,这次作战便以京营为主力吧。
那时候他高务实岂不是要坐蜡,该上哪哭去?
所以,这京营戎政的问题,不能只当裱糊匠,那不顶用,一不小心下场雨就露馅了。只能老老实实当泥瓦匠,墙烂了砌墙,瓦没了铺瓦。
至于这房子的根基是不是也有问题……那不是他一个兵部侍郎搞得定的,不走到更高的位置,这种事梦里想一想就算了,连口都没必要开。
京营戎政既然要整理,不提兵制这个根基问题当然很难,但再难也得搞,还得搞出点模样来才行。可是,该从哪里着手呢?
这半个月下来,高务实虽然光看档案不表态,但并不是没有思考,他在分析完各种兵部现有的资料之后,觉得以他现在的权力,能够抓到的“最根本”问题就是人。
人,就是兵员,就是在册军户和兵丁。
现在京营这一块到底有多少军户,其中又有多少在册兵丁,而实际上能够到位的士兵究竟有多少人,这是最基础的,必须搞清楚,否则任何措施都是镜中花、水中月,看似美好,却根本不能成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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