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88章 宗室大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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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务实是戎政侍郎,皇帝说有要事找他说,他理所当然以为是要谈禁卫军的事,于是点头道:“禁卫军近期相关事务臣已打算上疏奏明,不过既然皇上面询,臣觉得倒是更方便说得详细一些,不知皇上有何疑问?”
谁知道朱翊钧却摇头道:“禁卫军的事是你操办的,我放心得很,我是想说另一件事——宗藩俸禄。”
高务实稍稍有些意外,而且皇帝这话也挺有意思的。
他现在是戎政侍郎,主要的职责是管理京营相关的事务,当然偶尔也会管理一下兵部内由梁梦龙交付的一些其他事务,但归根结底,他的职责仅限于兵部以内,肯定与宗藩事务毫无关系——除非有哪家宗藩造反了。
朱翊钧亲政已经三年,渐渐有了君临天下的风范,而高务实也早已不是太子伴读或者观政,与他职权无关的事按理说朱翊钧不应该找他才是。
这还只是“有意思”的第一点,还有第二点。
第二点就是朱翊钧说禁卫军的事他放心得很——放心不奇怪,奇怪的事他这句话的表述。
按照他这句话的表述来看,让他放心的原因不在于禁卫军的事简单易办,而是操办这件事的人。从语义来看,大抵就是“事虽然很大,但只要是你在管,那就没事了。”
这不是典型的“你办事,我放心”吗?
高务实立刻道:“臣惶恐。”
嗯,客气话还是要说的。
朱翊钧摆摆手,道:“你且等一下。”然后站起身来,就朝御案走去。
高务实心道:这怕是有文书要给我看了,却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朱翊钧在御案上翻了翻,很快拿过来几本奏疏,不过看颜色和制式,应该是司礼监存档的那种。他在高务实面前一贯没什么皇帝样,顺手就把那几本奏疏轻轻扔在高务实手边的木几上,口中则道:“喏,你先看看。”
高务实答道:“是。”
打开放在最上头的一本奏疏留档,只见上头写着“戊戌诏:靖江王任昌禄米一千石,本折中半兼支。先是,王以祖守谦与秦晋等府同日封诸,凡制度、体统、官属、礼仪、岁时进贡、庆贺祭祀等项,悉得与亲王比。
又援文皇帝御书,岁给本色禄米一千石为请。下礼部覆议,谓:弘治十五年以前,诚如王奏,明年即改郡王禄为米钞中半兼支,至嘉靖四十四年更定宗藩条例,郡王禄三分本色七分折钞,皆载在掌故。但王系国初专封,独拥一国,固当有别议,改本四折六为酌新旧条例之中。”
高务实心中一动,暗道:我记得这是老以前的事了吧?
然后一看存档时间,果然是万历四年的。下头还有朱翊钧的朱批直录:“靖江王立藩偏远,宜享厚遇,从弘治十六年例给之。”
这件事其实比较简单,大意就是嘉靖四十四年的时候,朝廷推出了《宗藩条例》,把郡王一级的俸禄比例调整了一下(注:此为史实)。这个调整是对比弘治十五年以前的,在那之前的郡王俸禄就是朱元璋规定的一千石,但是“米钞中半兼支”。
什么叫“米钞中半兼支”?意思就是一半给米,一半给宝钞。
然而这里有一个要点,那就是米是农业国家永远的硬通货,而大明宝钞这玩意……从朱元璋时期就已经开始贬值,到弘治十五年的时候早就不值钱了。
换句话说,当时这个“米钞中半兼支”就意味着靖江王的俸禄实际上只有五百石米和一堆比废纸强不到哪去的大明宝钞。
结果到了嘉靖四十四年,这个情况进一步恶化了。因为根据那一年推出的《宗藩条例》,靖江王作为郡王,只能拿三分米,剩下七分全是大明宝钞。
这就很坑爹了,不仅又少了两百石米,而且嘉靖四十四年的大明宝钞比弘治十五年更垃圾,已经可以直接和废纸相提并论。
于是靖江王不服气,上疏请求“更定”,也就是改定。他倒也不是无理取闹,因为靖江王属于国初所封,当时虽然是郡王级别,但有明确规定,他这一藩“制度、体统、官属、礼仪、岁时进贡、庆贺祭祀等项,悉得与亲王比。”
所以靖江王认为自己虽然是郡王,但俸禄显然也应该和亲王一样——我除了名头其他都和亲王一样啊,包括进贡的档次也一样,凭什么俸禄就不一样了?
这道奏疏事关礼部,于是送到礼部部议。结果礼部当然而然的选择了和稀泥,部覆的大意就是“您的确不同于一般郡王,但毕竟名头还是郡王,所以咱们折中一下,王爷您的俸禄比例就来个四六开好了:四分米,六分钞。”
不过礼部虽然和稀泥,但朱翊钧——其实严格说起来当时实际上应该是高拱决定的——没有和稀泥。于是圣旨下来:按弘治十五年的半。
弘治十五年,那也就是对半开。靖江王可以松一口气了。
这件事当年高务实只是知道,但并没有太关注,因为在当时来说,这无非是相差两百石米的小事,这点小钱在高务实眼里几乎不算钱。
不过现在回头想想,高拱当时的决断可能是出于两点考虑:一来是帮皇帝树立一个仁厚的形象,这个不必解释原因;
二来是在他的改革下,朝廷的岁入正在逐年提升,他可能也没把这两百石米当成多大个事。何况按照礼部的搞法,相当于朝廷在斤斤计较那区区一百石,这就太丢份了!要知道靖江王的情况本身就是个特例,其他宗藩并不能援引靖江王的例子来说事。
不过高务实也知道,现在朱翊钧把这么早的一封存档找出来给自己看,显然不是要为那一百石、两百石的破事翻案,应该是和后面的奏疏有一定关联。
于是他没有多说什么,而是继续翻看下面一封存档。
这封存档上记载:“礼科都给事中林景旸言:《宗藩条例》一书定自世宗,续次损益,不无异同,有昔不议裁而今裁者,如亲王之选娶妾媵、庶男之请给婚资是也。有昔不议与而今与者,如世长子夫人之继选、将军生母之准封是也。他如奏请过期之年渐增,名粮冠带之给渐广。以辅国而进亲王之尊,同越关而别三等之禁,诸若此类,不一而足。近闻以滥生通作正报,以别生顶补宗牒,以擅婚诡称礼娶,源之不清,名封日滥,宜敕下礼部详议奏请,著为令典。部覆报可。”
高务实心中一动,大致上猜到朱翊钧是要说什么了。
这份存档中说到的具体事务不必细言(主要我怕你们又说我话多),但其内涵很简单:朝廷开始注意到宗室人口出现大幅度增长,因此开始有人要求严查。
查什么呢?查本来不该册封的一些低级宗室是不是有滥封的情况。
这件事的结果是什么呢?是“部覆报可。”
也就是礼部认为说得有道理,于是禀明皇帝,而皇帝也表示同意。
这就意味着皇帝也觉得宗室人口的增长太快太快,快得完全不对劲了,不查不行。
高务实看了看,这道奏疏是万历五年的。他依旧保持沉默,继续打开第三封存档。
这封存档相对比较长,是这么写的:“沈王恬烄为其庶第五子珵垲请封,不许。仍着为令。
先是,署礼科事左给事中顾九思等题:部议,查宗藩条例,郡王进封亲王者,本王郡爵不许补袭。以后世子世袭亲王,次嫡庶子每世止照原封,世次受本等官职。
又,万历二年礼部题准:今后各王府虽条例以前但系从弟侄及再从弟侄进封亲王,其次嫡庶子除已封袭者,本王身终之日其子但授以本等官职,不得妄援前例,滥请二例,甚明。
今恬烄父宪王原以沈恭王侄孙怀王再从堂弟因恭王绝嗣,由灵川王进封亲王。珵垲系恬烄第五子,律以本王继嗣袭封郡爵不得世袭之例。则珵垲不应封今沈王,所以奏乞者以其弟恬焯于嘉靖年间得封。镇康王恬爖得封安庆王,其子珵坦得封保定王,珵x(这里字迹难辨)于隆庆六年得封德化王,若自谓应得,故复请封不已也。
不知以条例律之,其封于隆庆年者是谓例后当以冒封而议革,以近例律之,其封于嘉靖年者虽在例前,当俟其身后而停革者也。则珵垲之不得复觊郡爵,昭然矣。
至如本王自谓其为亲支子孙,然所谓亲支者,盖指亲弟亲侄而言。若宪王于恭王为侄孙,以服属考之,与从侄再从弟等耳。其得以继绝进封者,子孙世袭不啻足矣,尚可多求哉?谓宜杜塞其请,刊布申明,唯亲弟亲侄进封在条例以前者,子孙姑许照常袭封。其例后进封者虽系亲支及从支,其次嫡庶子俱不许加封。”
这份存档的原奏是万历七年六月的,说的是沈王恬烄为其庶第五子珵垲请封。而皇帝的意思也很明确了:不许。仍着为令。
下面的记载都是礼部解释“为什么不许”这个问题,这个就太过复杂,涉及到一大堆根本没听说过的宗藩,就不必细说了。
高务实也不关心具体哪位王爷的哪个儿子袭封了什么职务,亦或者朝廷又拒绝了他袭封的请求等等。
他在意的是这道奏疏背后的动向。
动向其实很简单:朝廷在严格审查袭封的问题,不过给出的理由还是从“袭封合法性”来说事的。
高务实依旧不说话,继续翻看下一本。
“礼科左给事中史继宸条议宗藩未尽事宜:查会典,亲郡王外禄入皆厚,今天潢繁衍,关支禄米,且浮于二税之入合。自镇国将军下至中尉,如例递减,而听其相生相餋,一无所禁,则岁减禄米而时给之,当亦所甚愿也。”
嗯,这次开始严抓俸禄发放了。
高务实没有细看,放在一边,再次翻开下一本。
“查会典,郡主仪宾而下,岁禄多者八百,小者亦二百。中尉天潢尚用袒免而量减。岂编泯上婚久享全禄乎?除亲王郡王及仪宾外,县主仪宾以下递减其半,或减三之一,而有司于仪宾稍加礼待,及优免其差役。彼虽半禄,计必甘之矣。
二查会典,仪宾犯充军者,必待主君身后,发遣夫宗室,一干禁固,尚不少贷,今以主君故而法不行于仪宾,非平也。以后仪宾凡犯充戍者,姑照议罚应得禄米三之二以赎其身,待主君身后另议。庶不废法,亦不失议亲。章下所司。”
这就更有意思了,朝廷已经开始追查到“仪宾”,也就是驸马爷这个级别了。换句话说,除了亲王、郡王之外,其他的宗室都开始进入朝廷的严格监督和审查之下,基本上全部开始减少俸禄,而且一旦犯错、犯罪,还要追剿原先发放的俸禄用以“赎罪”。
当然,仪宾毕竟是驸马爷,朝廷还是给了公主、郡主们一个面子,驸马犯罪的一般会等公主、郡主薨后再正式议罪和惩处。
不过这都是细枝末节,对于高务实来说,他要了解的东西已经够了。他已经可以确定朱翊钧现在要和他说什么事了。
宗藩俸禄的压力越来越大,让朱翊钧开始承受不住了。
即便朝廷的岁入也因为实学派改革而始终在增长,但由于朝廷“西怀东制”大计现在已经进入收官阶段,朝廷要把财力往军备上倾斜,以便确保即将爆发的“察哈尔之战”能够取得胜利,所以朱翊钧现在应该是开始考虑削减这笔开支了。
可是宗室毕竟是宗室,都是太祖的血脉,皇帝从理论上来说也只是其中一支的继承人,他恐怕也不好说减就减、说免就免。
家族之亲,那也是孔子非常提倡和重视的,皇帝也不能无视这一点,否则到时候不得被人说是刻薄寡恩?
但眼下国家局面如此,不减不免也不行,因此他才会来找高务实商议对策。
高务实此刻已经心中了然,放下手里的文书,轻声问道:“皇上,宗藩俸禄现在占了朝廷岁支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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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知道朱翊钧却摇头道:“禁卫军的事是你操办的,我放心得很,我是想说另一件事——宗藩俸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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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现在是戎政侍郎,主要的职责是管理京营相关的事务,当然偶尔也会管理一下兵部内由梁梦龙交付的一些其他事务,但归根结底,他的职责仅限于兵部以内,肯定与宗藩事务毫无关系——除非有哪家宗藩造反了。
朱翊钧亲政已经三年,渐渐有了君临天下的风范,而高务实也早已不是太子伴读或者观政,与他职权无关的事按理说朱翊钧不应该找他才是。
这还只是“有意思”的第一点,还有第二点。
第二点就是朱翊钧说禁卫军的事他放心得很——放心不奇怪,奇怪的事他这句话的表述。
按照他这句话的表述来看,让他放心的原因不在于禁卫军的事简单易办,而是操办这件事的人。从语义来看,大抵就是“事虽然很大,但只要是你在管,那就没事了。”
这不是典型的“你办事,我放心”吗?
高务实立刻道:“臣惶恐。”
嗯,客气话还是要说的。
朱翊钧摆摆手,道:“你且等一下。”然后站起身来,就朝御案走去。
高务实心道:这怕是有文书要给我看了,却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朱翊钧在御案上翻了翻,很快拿过来几本奏疏,不过看颜色和制式,应该是司礼监存档的那种。他在高务实面前一贯没什么皇帝样,顺手就把那几本奏疏轻轻扔在高务实手边的木几上,口中则道:“喏,你先看看。”
高务实答道:“是。”
打开放在最上头的一本奏疏留档,只见上头写着“戊戌诏:靖江王任昌禄米一千石,本折中半兼支。先是,王以祖守谦与秦晋等府同日封诸,凡制度、体统、官属、礼仪、岁时进贡、庆贺祭祀等项,悉得与亲王比。
又援文皇帝御书,岁给本色禄米一千石为请。下礼部覆议,谓:弘治十五年以前,诚如王奏,明年即改郡王禄为米钞中半兼支,至嘉靖四十四年更定宗藩条例,郡王禄三分本色七分折钞,皆载在掌故。但王系国初专封,独拥一国,固当有别议,改本四折六为酌新旧条例之中。”
高务实心中一动,暗道:我记得这是老以前的事了吧?
然后一看存档时间,果然是万历四年的。下头还有朱翊钧的朱批直录:“靖江王立藩偏远,宜享厚遇,从弘治十六年例给之。”
这件事其实比较简单,大意就是嘉靖四十四年的时候,朝廷推出了《宗藩条例》,把郡王一级的俸禄比例调整了一下(注:此为史实)。这个调整是对比弘治十五年以前的,在那之前的郡王俸禄就是朱元璋规定的一千石,但是“米钞中半兼支”。
什么叫“米钞中半兼支”?意思就是一半给米,一半给宝钞。
然而这里有一个要点,那就是米是农业国家永远的硬通货,而大明宝钞这玩意……从朱元璋时期就已经开始贬值,到弘治十五年的时候早就不值钱了。
换句话说,当时这个“米钞中半兼支”就意味着靖江王的俸禄实际上只有五百石米和一堆比废纸强不到哪去的大明宝钞。
结果到了嘉靖四十四年,这个情况进一步恶化了。因为根据那一年推出的《宗藩条例》,靖江王作为郡王,只能拿三分米,剩下七分全是大明宝钞。
这就很坑爹了,不仅又少了两百石米,而且嘉靖四十四年的大明宝钞比弘治十五年更垃圾,已经可以直接和废纸相提并论。
于是靖江王不服气,上疏请求“更定”,也就是改定。他倒也不是无理取闹,因为靖江王属于国初所封,当时虽然是郡王级别,但有明确规定,他这一藩“制度、体统、官属、礼仪、岁时进贡、庆贺祭祀等项,悉得与亲王比。”
所以靖江王认为自己虽然是郡王,但俸禄显然也应该和亲王一样——我除了名头其他都和亲王一样啊,包括进贡的档次也一样,凭什么俸禄就不一样了?
这道奏疏事关礼部,于是送到礼部部议。结果礼部当然而然的选择了和稀泥,部覆的大意就是“您的确不同于一般郡王,但毕竟名头还是郡王,所以咱们折中一下,王爷您的俸禄比例就来个四六开好了:四分米,六分钞。”
不过礼部虽然和稀泥,但朱翊钧——其实严格说起来当时实际上应该是高拱决定的——没有和稀泥。于是圣旨下来:按弘治十五年的半。
弘治十五年,那也就是对半开。靖江王可以松一口气了。
这件事当年高务实只是知道,但并没有太关注,因为在当时来说,这无非是相差两百石米的小事,这点小钱在高务实眼里几乎不算钱。
不过现在回头想想,高拱当时的决断可能是出于两点考虑:一来是帮皇帝树立一个仁厚的形象,这个不必解释原因;
二来是在他的改革下,朝廷的岁入正在逐年提升,他可能也没把这两百石米当成多大个事。何况按照礼部的搞法,相当于朝廷在斤斤计较那区区一百石,这就太丢份了!要知道靖江王的情况本身就是个特例,其他宗藩并不能援引靖江王的例子来说事。
不过高务实也知道,现在朱翊钧把这么早的一封存档找出来给自己看,显然不是要为那一百石、两百石的破事翻案,应该是和后面的奏疏有一定关联。
于是他没有多说什么,而是继续翻看下面一封存档。
这封存档上记载:“礼科都给事中林景旸言:《宗藩条例》一书定自世宗,续次损益,不无异同,有昔不议裁而今裁者,如亲王之选娶妾媵、庶男之请给婚资是也。有昔不议与而今与者,如世长子夫人之继选、将军生母之准封是也。他如奏请过期之年渐增,名粮冠带之给渐广。以辅国而进亲王之尊,同越关而别三等之禁,诸若此类,不一而足。近闻以滥生通作正报,以别生顶补宗牒,以擅婚诡称礼娶,源之不清,名封日滥,宜敕下礼部详议奏请,著为令典。部覆报可。”
高务实心中一动,大致上猜到朱翊钧是要说什么了。
这份存档中说到的具体事务不必细言(主要我怕你们又说我话多),但其内涵很简单:朝廷开始注意到宗室人口出现大幅度增长,因此开始有人要求严查。
查什么呢?查本来不该册封的一些低级宗室是不是有滥封的情况。
这件事的结果是什么呢?是“部覆报可。”
也就是礼部认为说得有道理,于是禀明皇帝,而皇帝也表示同意。
这就意味着皇帝也觉得宗室人口的增长太快太快,快得完全不对劲了,不查不行。
高务实看了看,这道奏疏是万历五年的。他依旧保持沉默,继续打开第三封存档。
这封存档相对比较长,是这么写的:“沈王恬烄为其庶第五子珵垲请封,不许。仍着为令。
先是,署礼科事左给事中顾九思等题:部议,查宗藩条例,郡王进封亲王者,本王郡爵不许补袭。以后世子世袭亲王,次嫡庶子每世止照原封,世次受本等官职。
又,万历二年礼部题准:今后各王府虽条例以前但系从弟侄及再从弟侄进封亲王,其次嫡庶子除已封袭者,本王身终之日其子但授以本等官职,不得妄援前例,滥请二例,甚明。
今恬烄父宪王原以沈恭王侄孙怀王再从堂弟因恭王绝嗣,由灵川王进封亲王。珵垲系恬烄第五子,律以本王继嗣袭封郡爵不得世袭之例。则珵垲不应封今沈王,所以奏乞者以其弟恬焯于嘉靖年间得封。镇康王恬爖得封安庆王,其子珵坦得封保定王,珵x(这里字迹难辨)于隆庆六年得封德化王,若自谓应得,故复请封不已也。
不知以条例律之,其封于隆庆年者是谓例后当以冒封而议革,以近例律之,其封于嘉靖年者虽在例前,当俟其身后而停革者也。则珵垲之不得复觊郡爵,昭然矣。
至如本王自谓其为亲支子孙,然所谓亲支者,盖指亲弟亲侄而言。若宪王于恭王为侄孙,以服属考之,与从侄再从弟等耳。其得以继绝进封者,子孙世袭不啻足矣,尚可多求哉?谓宜杜塞其请,刊布申明,唯亲弟亲侄进封在条例以前者,子孙姑许照常袭封。其例后进封者虽系亲支及从支,其次嫡庶子俱不许加封。”
这份存档的原奏是万历七年六月的,说的是沈王恬烄为其庶第五子珵垲请封。而皇帝的意思也很明确了:不许。仍着为令。
下面的记载都是礼部解释“为什么不许”这个问题,这个就太过复杂,涉及到一大堆根本没听说过的宗藩,就不必细说了。
高务实也不关心具体哪位王爷的哪个儿子袭封了什么职务,亦或者朝廷又拒绝了他袭封的请求等等。
他在意的是这道奏疏背后的动向。
动向其实很简单:朝廷在严格审查袭封的问题,不过给出的理由还是从“袭封合法性”来说事的。
高务实依旧不说话,继续翻看下一本。
“礼科左给事中史继宸条议宗藩未尽事宜:查会典,亲郡王外禄入皆厚,今天潢繁衍,关支禄米,且浮于二税之入合。自镇国将军下至中尉,如例递减,而听其相生相餋,一无所禁,则岁减禄米而时给之,当亦所甚愿也。”
嗯,这次开始严抓俸禄发放了。
高务实没有细看,放在一边,再次翻开下一本。
“查会典,郡主仪宾而下,岁禄多者八百,小者亦二百。中尉天潢尚用袒免而量减。岂编泯上婚久享全禄乎?除亲王郡王及仪宾外,县主仪宾以下递减其半,或减三之一,而有司于仪宾稍加礼待,及优免其差役。彼虽半禄,计必甘之矣。
二查会典,仪宾犯充军者,必待主君身后,发遣夫宗室,一干禁固,尚不少贷,今以主君故而法不行于仪宾,非平也。以后仪宾凡犯充戍者,姑照议罚应得禄米三之二以赎其身,待主君身后另议。庶不废法,亦不失议亲。章下所司。”
这就更有意思了,朝廷已经开始追查到“仪宾”,也就是驸马爷这个级别了。换句话说,除了亲王、郡王之外,其他的宗室都开始进入朝廷的严格监督和审查之下,基本上全部开始减少俸禄,而且一旦犯错、犯罪,还要追剿原先发放的俸禄用以“赎罪”。
当然,仪宾毕竟是驸马爷,朝廷还是给了公主、郡主们一个面子,驸马犯罪的一般会等公主、郡主薨后再正式议罪和惩处。
不过这都是细枝末节,对于高务实来说,他要了解的东西已经够了。他已经可以确定朱翊钧现在要和他说什么事了。
宗藩俸禄的压力越来越大,让朱翊钧开始承受不住了。
即便朝廷的岁入也因为实学派改革而始终在增长,但由于朝廷“西怀东制”大计现在已经进入收官阶段,朝廷要把财力往军备上倾斜,以便确保即将爆发的“察哈尔之战”能够取得胜利,所以朱翊钧现在应该是开始考虑削减这笔开支了。
可是宗室毕竟是宗室,都是太祖的血脉,皇帝从理论上来说也只是其中一支的继承人,他恐怕也不好说减就减、说免就免。
家族之亲,那也是孔子非常提倡和重视的,皇帝也不能无视这一点,否则到时候不得被人说是刻薄寡恩?
但眼下国家局面如此,不减不免也不行,因此他才会来找高务实商议对策。
高务实此刻已经心中了然,放下手里的文书,轻声问道:“皇上,宗藩俸禄现在占了朝廷岁支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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