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98章 “改个号,娶个小”(为盟主曹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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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将“塔鲁木卫进献”的孟古哲哲格格转赐给高务实一事,这两日成了京师的大新闻。
连高务实都没有料到的事情发生了,满京师从官员到百姓,都开始议论两个问题:一是这样一来高司徒要如何买妾,二是高司徒是不是应该改个号。
明明现在孟古哲哲已经变成了由皇帝赏赐的,为何大家还要议论什么“买妾”?其实这事儿得从大明的纳妾制度说起。
中国自古就有“聘则为妻,奔则为妾”的说法。这里的奔指私奔,即不经夫家聘娶,女子自愿随男子入居夫家。
妻为“娶”,而妾为“纳”,娶妻时送到岳家的财物被称为“聘礼”;而纳妾时给予的财物,则被称为“买妾之资”,因此有“妾通买卖”的说法。
如果单从这些说法来看,似乎纳妾并不需要什么程序和仪式,但纵观各种史料,可以看出,明时纳妾也并非如此简单。
明代扬州有人以养处女卖给他人作妾为生的,俗称“养瘦马”。卖价称为财礼,嫁娶礼仪与结婚相似。
据张岱《陶庵梦忆》记载:“扬州人日饮食于瘦马之身者数十百人。娶妾者……看中者,用金簪或钗一股插其鬓,曰“插带”。……“插带”后,本家出一红单,上写彩缎若干,金花若干,财礼若干,布匹若干,用笔蘸墨,送客点阅。
客批财礼及缎匹如其意,则肃客归。归未抵寓,而鼓乐盘担、红绿羊酒在其门久矣。不一刻,而礼币、糕果俱齐,鼓乐导之去。去未半里,而花轿花灯、擎炮火把、山人傧相、纸烛供果牲醴之属,门前环侍。
厨子挑一担至,则蔬果、汤点、花棚糖饼、桌围坐褥、酒壶杯著、龙虎寿星、撒帐牵红、小唱弦索之类,又毕备矣。不待复命,亦不待主人命,而花轿与亲送轿一时俱到矣。新人拜堂,亲送上席,小唱鼓吹,喧阗热闹。”
从此处就可以看出,娶妾之礼,至少是娶“瘦马”为妾,礼仪应该与结婚没有多大的差别。
而且,明代纳妾还需要有娶妾婚书。《万书萃宝》上记载有当时的一份娶妾婚书:“某里某境某人有诉:生自养女子,立名某娘奴,年已长成,凭某人某氏,议配某境某人为侧室,本日受到聘银若干两,本女即听从择吉过门成亲。
本女的系亲生自养女子,并不曾受人财礼,无重叠来历不明等事。如有此色,及走闪(散),出自某跟寻送还。倘风水不虞,此乃天命,与银主无干。今欲聘证,故立婚书为照。”
从这份婚书看,其内容应该包括:证明这个女子是亲生自养、自愿嫁给他人为妾、已受婚聘财礼,如果该女子逃亡,男方负责追还,女子若嫁后死亡,与男方无关等内容。
正是因为其内容与卖契相似,所以民间一般不把纳妾婚书称为婚书,而是称为婚契。《水浒传》第三回中郑屠霸占金翠莲时,就要写一份“三千贯的虚钱买契”。明承宋制甚多,此处也是一样。
所以明代纳妾是必须订立契约的,即必须有娶妾婚书。而纳妾的过程和礼仪则与娶妻相似,区别也不甚大。
既然如此,那么问题就来了:首先,既然“妾通买卖”,按理说高务实就得给“卖”妾给他的人一笔“买妾之资”。
然而现在孟古哲哲到底应该算叶赫东城贝勒纳林布禄“卖”给他的,还是应该算皇帝陛下“卖”给他的?如果高务实要“买妾”,这笔钱应该给谁,亦或者到底要不要给?
如果算纳林布禄“卖”给他,那么高务实给一笔钱与纳林布禄是说得过去的,可如果算皇帝陛下“卖”给他的呢?皇上说的是“赏赐”,原则上不构成买卖关系,这钱还给不给?
不要以为这无关紧要,其实关系很大:倘若不给,这妾就不好认为是妾,但是此前又没有合适的例子作为参照,那么孟古哲哲的身份地位就很特殊了。
倘若是在别的人家,一个皇帝赐予的女子,又不好被当做妾侍看待,在其家中的地位搞不好能和正室抗礼。
然而高务实家里的情况本身也很特殊,因为他的正室不光是诰命夫人,甚至还是正儿八经的朝廷命官——安南现在的属性可是“内附”,黄芷汀作为安南副都统,那是名正言顺的当朝大员、地方封疆。
尤其是在安南都统使莫茂洽实际被架空的局面下,她的地位就更加重要,约等于大明对安南实行控制的第一责任人。
京师的普通人可不知道南疆方面的实际情况,所以在他们看来,让一个异族女子与黄都统的地位分庭抗礼,人家一怒之下在安南举兵那也是没准的事,这如何使得?
滇缅之战过去还没多久,大家还清楚的记得这位南疆花木兰大破缅甸金楼白象王的傲人战绩,惹毛了这么一位土司出身的封疆,那是能善了的?这玩笑可万万开不得啊!
至于纳妾的礼仪,首先也都得先解决这个“买妾”的问题,否则不管怎么办,看起来都很不妥。因此,高务实的“买妾之资”该不该出,出的话该给谁这件事就成了京师热议的话题之一。
另一个热议话题则是紧随而来的。首先要说明的是,妻妾成群的有钱人家和仕宦之家,在有明一朝的各个时期均十分普遍。如明初大将汤和“家畜妾滕百馀,暮年悉赀遣之。”又有“宝庆公主,太祖最幼女,下嫁赵辉,……家故豪侈,姬妾百馀人。”
宣宗时有个尚书名叫吴中,十分贪财,生活腐朽糜烂,纳妾十余人,被记入史册;又有某侯家有很多姬妾,其与宾客戏双陆,令姬妾三十衣绯绿代长行;嘉靖中,南京兵部尚书湛若水,嗜财色,纳妾数十人。
原历史上的张居正,根据记载也是“末年以姬侍多,不能遍及”,妾侍多到他忙不过来。不仅官宦人家、有钱人买妾十分普遍,甚至太监也纳妾。如天顺初太监吴诚除了有妻子外,还有姚氏小妾。天启中,阉党张我续有妾百余。
而在这背后,尤其是明中期以后的风俗则是:士人及第或为京官的,往往要买京中女子为妾。据《冬夜笺记》记载,这个时期的明人有个风尚,即“士人登第后,多易号娶妾,故京师谚曰:改个号,娶个小。”
事关高务实的第二个热议焦点,便是既然这次要“娶个小”了,那是不是也该“改个号”?由此又引出另一个问题,既高务实昔日夺魁金榜之后,因为没有纳妾,于是也很是罕见的没有给自己取号,所以这一次如果按照习惯来改号,事实上就是他第一次取号。
但凡第一次,总会有些与众不同,何况是事关高务实这个年纪轻轻就已经功成名就的大司农,故而京师上下热议纷纷。
等高务实得到消息的时候,他自己都愣了,心说真是不管哪朝哪代,都不缺吃瓜群众。
不过他回头想想,自己虽然常被人以“高龙文”称之,但那“龙文”毕竟只是他的成名作,而非他正式的号。昔日考中状元时之所以没有取号,一来是受京师“纳妾改号”的影响,没有纳妾所以也就没有取号,二来也是因为他当时还想做个谦虚的模样来养望。
如今妾也要纳了,这号似乎也到了该取的时候,但这个号要如何取,高务实此前还真没提前想过。这次既然被京师百姓当做焦点,他就更加不能太随意了。
汉人自古重视姓、氏、名、号,在氏很少用了以后,则改为重视姓、名、字、号。这其中姓是固定的,而名、字、号则各有讲究。
中国人自古讲究重名不重利,所以自古人们都珍惜自己的名字和声誉,并努力用自己的行动来维护自己的名字,这就是人们所说的要有个好名声。
所谓“名垂千古”、“青史留名”等,就是为激励人们珍视自己的名字。而“臭名昭著”、“身败名裂”等词,从是反面告诫人们不要玷污自己的名字。
名与字的关系是最密切的,“名”是诞生之时就可以取的,而“字”是男女成年后加取的名,用字表示此人已经成年,应该受到尊重。所以《曲礼》说:“冠而字,敬其名也。”
意思是,男女到成年人时取字后,他人就不能再直呼其名,而要称其“字”以示尊重。所以,在古代,对成年人直呼其名,是不礼貌的。(注:在本书中我对此也有区分,仔细的读者会发现,某些人物在交谈中提到高务实的时候,有时候会直呼其名,那就是刻意显示其对高务实的严重不满。)
所以名是名,字是字,但是在“名、字、号”三者之间,名与字的联系是最紧密的。字,又称“表字”。表字是对一个人的名字的注解、补充和延伸,与名相呼应,互为表里。
以诸葛亮为例,他的名为“亮”,字为“孔明”,“明”就是对“亮”的注解、补充和延伸。“明”与“亮”互为表字,比如东晋著名的田园派诗人陶渊明,其字即为元亮。
除了字名含义相近互补外,名与此字的关系也可反其道而行之,即字取名之反义。如曾点,字皙(点为黑污,皙为白净);朱熹,字元晦(熹是天亮,晦是黑夜);王绩,字无功(成绩和无功正好相反)。
这种讲究即便到了近代也还在遵守,比如何应钦,字敬之,钦即有恭敬之意。等等等等,不一而足。
高务实的“务实”是高拱所取,虽然他的同辈全是“务x”,但高务实这个名字之中蕴含了高拱对他的期望,实即实学,务即从事、遵从。
而他的字“求真”则是于慎行作为大宗师的时候帮他取的,但于慎行作为大明学霸之一当然也不会瞎取,求真与务实本身也互为表里。
现在轮到他自己给自己取号,则有些不同。
首先“号”分为自号和获赠两类。如果说名与字是前辈所赐,寓意美好的希望,那么与名和字不同,古人的号都是与其成长经历有关,是对人生的总结与体悟。故“名、字、号”三者之间还有一个区别,那就是命名的主导不同:“名”与“字”都是由长辈代取;“号”则大多为自取,这就是人们常说的“自号”;另外“号”亦可为他人赠送,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尊号”与“雅号”。
此前高务实常被称为“龙文”,这就是以他的经历(成就)而雅称的,与之类似的比如诸葛亮之“卧龙”、庞统之“凤雏”也是一样。当然,高务实从来没有正式承认这个雅号,故而不能说“龙文”就是他的号。
自号则更有必要根据自己的生活环境或志趣而定,以示风雅。比如人所共知的宋代文学大家苏轼,他就有个人人熟悉的号,叫“东坡居士”。苏轼为何自称“东坡居士”,就是与他的一段贬谪岁月有关。
元丰二年,时年四十三岁的苏轼被调为湖州知州。上任后,他即给神宗写了一封《湖州谢表》,结果惹出了乌台诗案。具体过程此处不多说,总之最后苏轼虽然死罪得免,但处分还是少不了的——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
黄州团练副使一职相当低微,并无实权,而此时苏轼经此一役已变得心灰意冷。于是在他到任后,心情郁闷,曾多次到黄州城外的赤壁山游览,写下了《赤壁赋》、《后赤壁赋》和《念奴娇·赤壁怀古》等名作,以此来寄托他谪居时的心情。
公务之余,他则带领家人开垦城东的一块坡地,种田帮补生计。正是因有了一段“东坡种地”的特殊经历,苏轼才自号为“东坡居士”。
高务实也有被贬的经历,所以他首先想到的便是以此经历来为自己取号,但他想了一想却又发现有点难办——同样是被贬,苏东坡那是真的挺惨,而他根本没有惨过。在广西时他作为巡按,本就地位特殊,又恰逢巡抚中蛊不能理事,结果几乎成了广西的土皇帝。
看来,纪念倒霉的过往似乎不太靠谱,高务实于是换了个方向,想想纪念功业如何。但仔细一想,也很难办。
高务实现在除了六首状元之外,还有三大功业被世人公认:安南、定北、平西。按理说这三大功业单独拿出来,哪一个都够纪念一下了,可问题是既然有三个,这就不好分个高下——他总不能恬不知耻地号称自己高三功。
想来想去,高务实自己都头疼了,我取个号居然这么难?
感谢书友“曹面子”的打赏支持,谢谢!
感谢书友“flyingfish19”、“初次登陆”、“阴天好心情”、“曹面子”、“书友20200121063749702”的月票支持,谢谢!
ps:欠的盟主“加更债”今天总算还清了。拖了这么久,实在对不起曹面子盟主,愧疚无地,不敢请谅,只能致歉了。鞠躬。
连高务实都没有料到的事情发生了,满京师从官员到百姓,都开始议论两个问题:一是这样一来高司徒要如何买妾,二是高司徒是不是应该改个号。
明明现在孟古哲哲已经变成了由皇帝赏赐的,为何大家还要议论什么“买妾”?其实这事儿得从大明的纳妾制度说起。
中国自古就有“聘则为妻,奔则为妾”的说法。这里的奔指私奔,即不经夫家聘娶,女子自愿随男子入居夫家。
妻为“娶”,而妾为“纳”,娶妻时送到岳家的财物被称为“聘礼”;而纳妾时给予的财物,则被称为“买妾之资”,因此有“妾通买卖”的说法。
如果单从这些说法来看,似乎纳妾并不需要什么程序和仪式,但纵观各种史料,可以看出,明时纳妾也并非如此简单。
明代扬州有人以养处女卖给他人作妾为生的,俗称“养瘦马”。卖价称为财礼,嫁娶礼仪与结婚相似。
据张岱《陶庵梦忆》记载:“扬州人日饮食于瘦马之身者数十百人。娶妾者……看中者,用金簪或钗一股插其鬓,曰“插带”。……“插带”后,本家出一红单,上写彩缎若干,金花若干,财礼若干,布匹若干,用笔蘸墨,送客点阅。
客批财礼及缎匹如其意,则肃客归。归未抵寓,而鼓乐盘担、红绿羊酒在其门久矣。不一刻,而礼币、糕果俱齐,鼓乐导之去。去未半里,而花轿花灯、擎炮火把、山人傧相、纸烛供果牲醴之属,门前环侍。
厨子挑一担至,则蔬果、汤点、花棚糖饼、桌围坐褥、酒壶杯著、龙虎寿星、撒帐牵红、小唱弦索之类,又毕备矣。不待复命,亦不待主人命,而花轿与亲送轿一时俱到矣。新人拜堂,亲送上席,小唱鼓吹,喧阗热闹。”
从此处就可以看出,娶妾之礼,至少是娶“瘦马”为妾,礼仪应该与结婚没有多大的差别。
而且,明代纳妾还需要有娶妾婚书。《万书萃宝》上记载有当时的一份娶妾婚书:“某里某境某人有诉:生自养女子,立名某娘奴,年已长成,凭某人某氏,议配某境某人为侧室,本日受到聘银若干两,本女即听从择吉过门成亲。
本女的系亲生自养女子,并不曾受人财礼,无重叠来历不明等事。如有此色,及走闪(散),出自某跟寻送还。倘风水不虞,此乃天命,与银主无干。今欲聘证,故立婚书为照。”
从这份婚书看,其内容应该包括:证明这个女子是亲生自养、自愿嫁给他人为妾、已受婚聘财礼,如果该女子逃亡,男方负责追还,女子若嫁后死亡,与男方无关等内容。
正是因为其内容与卖契相似,所以民间一般不把纳妾婚书称为婚书,而是称为婚契。《水浒传》第三回中郑屠霸占金翠莲时,就要写一份“三千贯的虚钱买契”。明承宋制甚多,此处也是一样。
所以明代纳妾是必须订立契约的,即必须有娶妾婚书。而纳妾的过程和礼仪则与娶妻相似,区别也不甚大。
既然如此,那么问题就来了:首先,既然“妾通买卖”,按理说高务实就得给“卖”妾给他的人一笔“买妾之资”。
然而现在孟古哲哲到底应该算叶赫东城贝勒纳林布禄“卖”给他的,还是应该算皇帝陛下“卖”给他的?如果高务实要“买妾”,这笔钱应该给谁,亦或者到底要不要给?
如果算纳林布禄“卖”给他,那么高务实给一笔钱与纳林布禄是说得过去的,可如果算皇帝陛下“卖”给他的呢?皇上说的是“赏赐”,原则上不构成买卖关系,这钱还给不给?
不要以为这无关紧要,其实关系很大:倘若不给,这妾就不好认为是妾,但是此前又没有合适的例子作为参照,那么孟古哲哲的身份地位就很特殊了。
倘若是在别的人家,一个皇帝赐予的女子,又不好被当做妾侍看待,在其家中的地位搞不好能和正室抗礼。
然而高务实家里的情况本身也很特殊,因为他的正室不光是诰命夫人,甚至还是正儿八经的朝廷命官——安南现在的属性可是“内附”,黄芷汀作为安南副都统,那是名正言顺的当朝大员、地方封疆。
尤其是在安南都统使莫茂洽实际被架空的局面下,她的地位就更加重要,约等于大明对安南实行控制的第一责任人。
京师的普通人可不知道南疆方面的实际情况,所以在他们看来,让一个异族女子与黄都统的地位分庭抗礼,人家一怒之下在安南举兵那也是没准的事,这如何使得?
滇缅之战过去还没多久,大家还清楚的记得这位南疆花木兰大破缅甸金楼白象王的傲人战绩,惹毛了这么一位土司出身的封疆,那是能善了的?这玩笑可万万开不得啊!
至于纳妾的礼仪,首先也都得先解决这个“买妾”的问题,否则不管怎么办,看起来都很不妥。因此,高务实的“买妾之资”该不该出,出的话该给谁这件事就成了京师热议的话题之一。
另一个热议话题则是紧随而来的。首先要说明的是,妻妾成群的有钱人家和仕宦之家,在有明一朝的各个时期均十分普遍。如明初大将汤和“家畜妾滕百馀,暮年悉赀遣之。”又有“宝庆公主,太祖最幼女,下嫁赵辉,……家故豪侈,姬妾百馀人。”
宣宗时有个尚书名叫吴中,十分贪财,生活腐朽糜烂,纳妾十余人,被记入史册;又有某侯家有很多姬妾,其与宾客戏双陆,令姬妾三十衣绯绿代长行;嘉靖中,南京兵部尚书湛若水,嗜财色,纳妾数十人。
原历史上的张居正,根据记载也是“末年以姬侍多,不能遍及”,妾侍多到他忙不过来。不仅官宦人家、有钱人买妾十分普遍,甚至太监也纳妾。如天顺初太监吴诚除了有妻子外,还有姚氏小妾。天启中,阉党张我续有妾百余。
而在这背后,尤其是明中期以后的风俗则是:士人及第或为京官的,往往要买京中女子为妾。据《冬夜笺记》记载,这个时期的明人有个风尚,即“士人登第后,多易号娶妾,故京师谚曰:改个号,娶个小。”
事关高务实的第二个热议焦点,便是既然这次要“娶个小”了,那是不是也该“改个号”?由此又引出另一个问题,既高务实昔日夺魁金榜之后,因为没有纳妾,于是也很是罕见的没有给自己取号,所以这一次如果按照习惯来改号,事实上就是他第一次取号。
但凡第一次,总会有些与众不同,何况是事关高务实这个年纪轻轻就已经功成名就的大司农,故而京师上下热议纷纷。
等高务实得到消息的时候,他自己都愣了,心说真是不管哪朝哪代,都不缺吃瓜群众。
不过他回头想想,自己虽然常被人以“高龙文”称之,但那“龙文”毕竟只是他的成名作,而非他正式的号。昔日考中状元时之所以没有取号,一来是受京师“纳妾改号”的影响,没有纳妾所以也就没有取号,二来也是因为他当时还想做个谦虚的模样来养望。
如今妾也要纳了,这号似乎也到了该取的时候,但这个号要如何取,高务实此前还真没提前想过。这次既然被京师百姓当做焦点,他就更加不能太随意了。
汉人自古重视姓、氏、名、号,在氏很少用了以后,则改为重视姓、名、字、号。这其中姓是固定的,而名、字、号则各有讲究。
中国人自古讲究重名不重利,所以自古人们都珍惜自己的名字和声誉,并努力用自己的行动来维护自己的名字,这就是人们所说的要有个好名声。
所谓“名垂千古”、“青史留名”等,就是为激励人们珍视自己的名字。而“臭名昭著”、“身败名裂”等词,从是反面告诫人们不要玷污自己的名字。
名与字的关系是最密切的,“名”是诞生之时就可以取的,而“字”是男女成年后加取的名,用字表示此人已经成年,应该受到尊重。所以《曲礼》说:“冠而字,敬其名也。”
意思是,男女到成年人时取字后,他人就不能再直呼其名,而要称其“字”以示尊重。所以,在古代,对成年人直呼其名,是不礼貌的。(注:在本书中我对此也有区分,仔细的读者会发现,某些人物在交谈中提到高务实的时候,有时候会直呼其名,那就是刻意显示其对高务实的严重不满。)
所以名是名,字是字,但是在“名、字、号”三者之间,名与字的联系是最紧密的。字,又称“表字”。表字是对一个人的名字的注解、补充和延伸,与名相呼应,互为表里。
以诸葛亮为例,他的名为“亮”,字为“孔明”,“明”就是对“亮”的注解、补充和延伸。“明”与“亮”互为表字,比如东晋著名的田园派诗人陶渊明,其字即为元亮。
除了字名含义相近互补外,名与此字的关系也可反其道而行之,即字取名之反义。如曾点,字皙(点为黑污,皙为白净);朱熹,字元晦(熹是天亮,晦是黑夜);王绩,字无功(成绩和无功正好相反)。
这种讲究即便到了近代也还在遵守,比如何应钦,字敬之,钦即有恭敬之意。等等等等,不一而足。
高务实的“务实”是高拱所取,虽然他的同辈全是“务x”,但高务实这个名字之中蕴含了高拱对他的期望,实即实学,务即从事、遵从。
而他的字“求真”则是于慎行作为大宗师的时候帮他取的,但于慎行作为大明学霸之一当然也不会瞎取,求真与务实本身也互为表里。
现在轮到他自己给自己取号,则有些不同。
首先“号”分为自号和获赠两类。如果说名与字是前辈所赐,寓意美好的希望,那么与名和字不同,古人的号都是与其成长经历有关,是对人生的总结与体悟。故“名、字、号”三者之间还有一个区别,那就是命名的主导不同:“名”与“字”都是由长辈代取;“号”则大多为自取,这就是人们常说的“自号”;另外“号”亦可为他人赠送,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尊号”与“雅号”。
此前高务实常被称为“龙文”,这就是以他的经历(成就)而雅称的,与之类似的比如诸葛亮之“卧龙”、庞统之“凤雏”也是一样。当然,高务实从来没有正式承认这个雅号,故而不能说“龙文”就是他的号。
自号则更有必要根据自己的生活环境或志趣而定,以示风雅。比如人所共知的宋代文学大家苏轼,他就有个人人熟悉的号,叫“东坡居士”。苏轼为何自称“东坡居士”,就是与他的一段贬谪岁月有关。
元丰二年,时年四十三岁的苏轼被调为湖州知州。上任后,他即给神宗写了一封《湖州谢表》,结果惹出了乌台诗案。具体过程此处不多说,总之最后苏轼虽然死罪得免,但处分还是少不了的——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
黄州团练副使一职相当低微,并无实权,而此时苏轼经此一役已变得心灰意冷。于是在他到任后,心情郁闷,曾多次到黄州城外的赤壁山游览,写下了《赤壁赋》、《后赤壁赋》和《念奴娇·赤壁怀古》等名作,以此来寄托他谪居时的心情。
公务之余,他则带领家人开垦城东的一块坡地,种田帮补生计。正是因有了一段“东坡种地”的特殊经历,苏轼才自号为“东坡居士”。
高务实也有被贬的经历,所以他首先想到的便是以此经历来为自己取号,但他想了一想却又发现有点难办——同样是被贬,苏东坡那是真的挺惨,而他根本没有惨过。在广西时他作为巡按,本就地位特殊,又恰逢巡抚中蛊不能理事,结果几乎成了广西的土皇帝。
看来,纪念倒霉的过往似乎不太靠谱,高务实于是换了个方向,想想纪念功业如何。但仔细一想,也很难办。
高务实现在除了六首状元之外,还有三大功业被世人公认:安南、定北、平西。按理说这三大功业单独拿出来,哪一个都够纪念一下了,可问题是既然有三个,这就不好分个高下——他总不能恬不知耻地号称自己高三功。
想来想去,高务实自己都头疼了,我取个号居然这么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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