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7章 日本新动向(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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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玻璃产业这块本身和朱应桢没多大关系,他在萨摩藩的买卖集中在樟脑产业上,通俗点说就是从萨摩收购樟脑,转手运回国内销售——其实转手主要也是转给京华,更具体来说就是转给京华药业。
樟脑这东西在后世的功用还挺多,但在眼下这个时代一般只做药用。京华药业是在原先的京华药行基础上成立起来的,本质上这个行动就是为了扩展产业链。比如原先京华药行主要做的是卖药和行医,在制药这一块涉及不多,主力产品就一个刘氏百宝丸(云南白药)。
后来因为李时珍加入京华工匠学堂医学系,根本没有版权意识的他将《本草纲目》中的药方无偿转让给了京华使用,京华这才开始生产一些……嗯,算是“中成药”。
不过得到消息的高务实后来下令将《本草》系中成药“净利之百一(1%)”作为专属使用费(此时无专利权一说),并约定连续提供给李时珍及其子孙五十年,五十年后视为京华独有。
这件事当时还轰动了一下“医药界”,以至于后来一直有民间名医或者其他人给京华送来各种各样的药方,希望能仿李时珍的例子换来收益。
最神奇的是,不仅民间,连太医院都有太医来“卖”药方——反正大明对此又没有限制,而且大明的太医院本身也并非只给宫里服务。
不仅京官们有需要的时候皇帝会让太医院派人看诊,甚至京师出现疫病之类的情况,亦或者军队出现大规模伤亡等,大明的皇帝历来都是直接调派太医院力量去免费帮忙的。
正因如此,大明朝廷或者皇室对于太医院太医们的个人限制也很少。太医院的规矩主要集中在宫内,比如本书前文提到过的“给皇帝看诊绝不可能只有一名太医,至少都需要两到三人同去”,诸如此类。
由于获得的药方越来越多,其中又有不少药方需要独特的方法来制造,针对的病症也越来越有指向性,因此京华药行不得不日益加大投入到制药行业。最终,高务实决定给京华药行升格,于是便有了“医药一条龙”的京华药业。
这里就要解释一下,朱应桢为什么对高务实分配给他的针对萨摩藩的任务这么在意。
樟脑这种东西并非樟树的果子,它其实是樟树的根、干、枝、叶经蒸馏精制而成的一种颗粒状物。樟树分布很广,大明的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南直隶、浙江、福建、江西、湖广、四川等地都不少,而又尤以台湾为最多且最密集。
大明在出现京华药业这个制药巨头之前,各地生产樟脑的药厂药铺并不多,偶有生产也是小批量,分布得又很散,很难看做是什么大产业,几乎都是有需求才炼制一些。
自从有了京华药业之后,情况就出现变化了,规模化生产的优势不必细说,什么质量高、产量大、成本下降等等,都是题中应有之义。
这样一来,各地的民间大小药铺就发现了一个现实:“造不如买”,因此纷纷放弃自己制造樟脑,几乎全都选择从京华药业直接购入。于是,京华药业很快便无意识地垄断了樟脑行业。
既然京华药业垄断了樟脑行业,那对于朱应桢这个在萨摩藩(其实他在整个九州岛都收购樟脑)垄断樟脑收购的“勋商”而言,就不得不有忧患意识。
什么忧患意识?两点:一是大明南方到处都有樟树,虽然分布散了点,但高务实理论上并不一定非要用他成国公的日本货;二来台湾现在正是京华开发的重点,甚至在大力移民,一旦将来高务实决定在台湾大量开发樟脑,那他朱应桢对日本樟脑的垄断就几乎没有意义了。
因此,朱应桢觉得自己也有必要提高一下自己在高务实心目中的分量,不能单靠一个成国公的牌面就想着高务实会永远给面子——人家新郑高氏是文官世宦家族,理论上根本不需要勋贵多少助力,反而随时可以给勋贵找麻烦,谁需要谁是明摆着的。
所以在朱应桢看来,趁着这个机会帮高务实处理好萨摩藩的事情很有必要,更何况在这个处理过程中他还有其他发现。
此刻听了高务实的话,朱应桢立刻表示自己已经心领神会,然后还补充道:“日新,我觉得在岛津家摸索水晶玻璃磨花技术的这段时间,咱们也不能光闲着,有些事情其实可以先操办起来。”
高务实想不到朱应桢这个以前在他看来除了搂钱啥都不会的国公爷,闲着居然开始有自己的想法了,不禁颇有兴趣地问道:“国公说的是哪些事情?”
“是这样,我觉得咱们很有必要提前把在日本销售玻璃的市场打开。”朱应桢道:“现在京华有两大类玻璃,一是普通玻璃,一是水晶玻璃。普通玻璃的加工增值我看意义不太大,但日常使用似乎不错。
就像日新楼建成之后,由于全部窗户都使用玻璃,现在引得京师富户掀起了换窗热潮。大伙都觉得这种近乎透明(此时技术限制,普通玻璃无法全透)的窗户象征着地位和富有,都开始想办法换掉纸窗。
这是一笔大买卖啊日新!我看在日本也完全可以这样做,方法我都想好了,就在日本建一座楼。这座楼一定要多设窗户,全部使用玻璃窗,让全日本的大名、家老之类均以使用玻璃为荣。”
高务实这下还真有些意外,想不到自己的惯用招数之一现在竟然被朱应桢学到了。
不过,这不要紧,甚至还是好事。于是高务实很有兴致地问道:“国公所言甚是有理,不过国公可有想过这栋楼应该建在何处?”
朱应桢道:“我觉得有两个选择,一是建在京都(天皇所在),一是建在伏见(秀吉所在)。此二处都是日本人所最为关注之地,有利于吸引整个日本的注意。”
高务实沉吟着没有立刻开口,旁边的刘馨倒是笑了一笑,说道:“国公的主意甚好,不过奴家倒觉得还有一处可以考虑。”
朱应桢已经知道她在高务实面前地位很特殊,闻言并不生气,反而客气地道:“刘小姐既有高见,还请速速道来。”
“岂敢言高见。”刘馨说道:“京都、伏见自是全日本最受瞩目之地,不过那也是秀吉的统治核心。我们与秀吉虽有生意往来,但这种往来并不直接,大多是通过一些富商大户,最多也不过是通过他的将、臣来进行,故我等很难知道秀吉会对我们这样的举动产生何等反应,此其一。”
她稍稍一顿,似乎是等朱应桢思索其中的意思,然后才继续道:“其二,我们援助岛津氏萨摩藩,目的不仅仅是通过岛津氏获得一些利益。更重要的是通过扶植岛津氏,让他们快速变得强大起来,籍此成为日本大名们的榜眼。
换句话说,岛津氏的快速变强只是我们的一种手段,目的是为了让更多的大名倾向于我们。既然如此,我们就更应该在各个方面加强这种影响。奴家以为,将这座楼建设在岛津家的领地,比如鹿儿岛城或者周边,效果会更好。”
朱应桢想了想,问道:“刘小姐这一说倒的确有理,但有一个麻烦:萨摩藩被日本视为乡下,大多数日本人对此地的情况既不了解,也不关心。我们若将这座楼修在鹿儿岛城,恐怕很难引起其他大名的兴趣,也很难让他们关注到玻璃。不知这个问题刘小姐可有解决的办法?”
刘馨看了高务实一眼,见他冲自己微微颔首,这才微笑道:“办法倒也有一个。”
朱应桢略有些意外,但还是立刻问道:“哦?还请刘小姐指点。”
“不敢。”刘馨说道:“首先,我们要先预计这栋楼的工期,并确保不会出现工期不足的情况;其次,我们要在同日本各地的贸易过程中大力宣传这栋准备或正在建设的‘水晶楼’,吹得天花乱坠也无所谓;最后,我们还要宣布,在这栋‘水晶楼’落成之际,北洋海贸同盟将广邀日本名流富商齐聚一堂,于‘水晶楼’举行一次大型的商贸洽谈会。”
朱应桢一愣:“商贸洽谈会?那是要谈什么?”
“具体要谈什么,咱们可以容后再议。”刘馨认真地道:“重要的是广邀日本名流富商。当然,与此同时海贸同盟应该放出风声,将这次商贸洽谈会可能达到的巨大规模狠狠宣传一番,并且巧妙地将这次洽谈会和与会人士在日本的影响力挂钩。”
高务实这时淡淡地补充了一句:“总之就是说,在日本政界、商界影响力足够大的人,才会受到邀请。”
“哦……原来是这个意思。”朱应桢恍然大悟,继而双目放光:“我几乎已经能够想象,到时候日本恐怕有很多人甚至会想方设法求得我们的邀请!”
刘馨微笑着补充道:“不错,以海贸同盟这些年来在日本政商两界建立的影响力,这一点几乎是毋庸置疑的。”
那是当然,自从北洋海贸同盟建立,迄今为止已经掌握了全日本七成以上的对外贸易份额,除此之外还能谈得上规模的,大概只有大明江南商帮、葡萄牙和朝鲜了,甚至朝鲜方面的占比还在一直萎缩。
朝日贸易的萎缩倒不是朝日双方的贸易绝对量萎缩,只是朝鲜本土的商船被海贸同盟逐步取代——因为海贸同盟的规模更大,运输成本能够做到更低,这是一种纯商业性的取代。
而偏偏朝鲜又不敢拒绝背靠大明朝廷的北洋海贸同盟,因此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家民间商船主们亏本、丢掉生意、最终改行求生。
这就是小国的困局,尤其是并未处在上升期的小国。想想当初高丽变朝鲜的那个时期,朝鲜那时候虽然被朱元璋坑了一把(不予册封,以及技术和原料封锁),但还敢趁着靖难、五伐漠北等时期悄悄窃取蚕食辽东领土,直到成祖下旨定界才基本老实下来。
现在的朝鲜和当时相比就真是毫无“进取心”了,乖乖上贡不说,上贡路过辽东时还经常会被辽东某些人勒索一番。现在的局面是辽东当地一个把总都敢勒索朝鲜使节,更何况北洋海贸同盟这种由顶级文官和顶级勋贵们组成的超级集团,朝鲜国王根本没有勇气反抗。
至于日本,地理因素已经决定了在这个时期它的主要贸易对象只有可能是大明,葡萄牙人虽然开辟了日本商路,但由于台湾被京华逐步控制,葡萄牙人现在去日本还要给京华交一笔过路费,因此贸易额也呈下降趋势。
这笔过路费名曰安全保障金,京华的说法嘛……和郑芝龙差不多。不过也有区别,那就是京华故意只针对去往日本的葡萄牙船只收取,如果是与大明贸易则不收。
这事葡萄牙也没地方说理,因为京华不光拿海盗说事,还表示这个行动与丹麦收取厄勒海峡过路费一样,完全合情合理——丹麦收取这笔钱是不是合理本身在欧洲也有不少异议,但潜台词是一样的:不满意你就和我的海军干一仗。
嗯,当年汉萨同盟干过这事,先败后胜,取得了一段时间的贸易霸权,可惜时过境迁,现在厄勒海峡已经再次被丹麦掌控。至于葡萄牙想和京华争一争南洋到日本的航道……洗洗睡吧。
西班牙船队在菲律宾海域的失败,已经说明京华作为南洋海上霸主的地位不可动摇,葡萄牙人与其做梦争夺南洋制海权,还不如担心一下马六甲的归属权何时易主来得现实。
萨摩藩的问题到此就算是基本谈完,三人又略微讨论了几点细节,话题很快转到日本朝政的异动上面。
不过,朱应桢报告的话题却是在一开口就让高务实愣住了。
“什么?丰臣秀吉要找我们买船?”高务实一脸诧异,心中也大惑不解,暗道:这不对啊,万历十六年才1588年,丰臣秀吉不可能这么早就准备进攻朝鲜啊。
朱应桢却笑着点头道:“不错——诶,日新不必担心。他的使者说了,他们并不打算买载炮的武装运输舰,他们只需要无炮版的,说是只做运输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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樟脑这东西在后世的功用还挺多,但在眼下这个时代一般只做药用。京华药业是在原先的京华药行基础上成立起来的,本质上这个行动就是为了扩展产业链。比如原先京华药行主要做的是卖药和行医,在制药这一块涉及不多,主力产品就一个刘氏百宝丸(云南白药)。
后来因为李时珍加入京华工匠学堂医学系,根本没有版权意识的他将《本草纲目》中的药方无偿转让给了京华使用,京华这才开始生产一些……嗯,算是“中成药”。
不过得到消息的高务实后来下令将《本草》系中成药“净利之百一(1%)”作为专属使用费(此时无专利权一说),并约定连续提供给李时珍及其子孙五十年,五十年后视为京华独有。
这件事当时还轰动了一下“医药界”,以至于后来一直有民间名医或者其他人给京华送来各种各样的药方,希望能仿李时珍的例子换来收益。
最神奇的是,不仅民间,连太医院都有太医来“卖”药方——反正大明对此又没有限制,而且大明的太医院本身也并非只给宫里服务。
不仅京官们有需要的时候皇帝会让太医院派人看诊,甚至京师出现疫病之类的情况,亦或者军队出现大规模伤亡等,大明的皇帝历来都是直接调派太医院力量去免费帮忙的。
正因如此,大明朝廷或者皇室对于太医院太医们的个人限制也很少。太医院的规矩主要集中在宫内,比如本书前文提到过的“给皇帝看诊绝不可能只有一名太医,至少都需要两到三人同去”,诸如此类。
由于获得的药方越来越多,其中又有不少药方需要独特的方法来制造,针对的病症也越来越有指向性,因此京华药行不得不日益加大投入到制药行业。最终,高务实决定给京华药行升格,于是便有了“医药一条龙”的京华药业。
这里就要解释一下,朱应桢为什么对高务实分配给他的针对萨摩藩的任务这么在意。
樟脑这种东西并非樟树的果子,它其实是樟树的根、干、枝、叶经蒸馏精制而成的一种颗粒状物。樟树分布很广,大明的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南直隶、浙江、福建、江西、湖广、四川等地都不少,而又尤以台湾为最多且最密集。
大明在出现京华药业这个制药巨头之前,各地生产樟脑的药厂药铺并不多,偶有生产也是小批量,分布得又很散,很难看做是什么大产业,几乎都是有需求才炼制一些。
自从有了京华药业之后,情况就出现变化了,规模化生产的优势不必细说,什么质量高、产量大、成本下降等等,都是题中应有之义。
这样一来,各地的民间大小药铺就发现了一个现实:“造不如买”,因此纷纷放弃自己制造樟脑,几乎全都选择从京华药业直接购入。于是,京华药业很快便无意识地垄断了樟脑行业。
既然京华药业垄断了樟脑行业,那对于朱应桢这个在萨摩藩(其实他在整个九州岛都收购樟脑)垄断樟脑收购的“勋商”而言,就不得不有忧患意识。
什么忧患意识?两点:一是大明南方到处都有樟树,虽然分布散了点,但高务实理论上并不一定非要用他成国公的日本货;二来台湾现在正是京华开发的重点,甚至在大力移民,一旦将来高务实决定在台湾大量开发樟脑,那他朱应桢对日本樟脑的垄断就几乎没有意义了。
因此,朱应桢觉得自己也有必要提高一下自己在高务实心目中的分量,不能单靠一个成国公的牌面就想着高务实会永远给面子——人家新郑高氏是文官世宦家族,理论上根本不需要勋贵多少助力,反而随时可以给勋贵找麻烦,谁需要谁是明摆着的。
所以在朱应桢看来,趁着这个机会帮高务实处理好萨摩藩的事情很有必要,更何况在这个处理过程中他还有其他发现。
此刻听了高务实的话,朱应桢立刻表示自己已经心领神会,然后还补充道:“日新,我觉得在岛津家摸索水晶玻璃磨花技术的这段时间,咱们也不能光闲着,有些事情其实可以先操办起来。”
高务实想不到朱应桢这个以前在他看来除了搂钱啥都不会的国公爷,闲着居然开始有自己的想法了,不禁颇有兴趣地问道:“国公说的是哪些事情?”
“是这样,我觉得咱们很有必要提前把在日本销售玻璃的市场打开。”朱应桢道:“现在京华有两大类玻璃,一是普通玻璃,一是水晶玻璃。普通玻璃的加工增值我看意义不太大,但日常使用似乎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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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笔大买卖啊日新!我看在日本也完全可以这样做,方法我都想好了,就在日本建一座楼。这座楼一定要多设窗户,全部使用玻璃窗,让全日本的大名、家老之类均以使用玻璃为荣。”
高务实这下还真有些意外,想不到自己的惯用招数之一现在竟然被朱应桢学到了。
不过,这不要紧,甚至还是好事。于是高务实很有兴致地问道:“国公所言甚是有理,不过国公可有想过这栋楼应该建在何处?”
朱应桢道:“我觉得有两个选择,一是建在京都(天皇所在),一是建在伏见(秀吉所在)。此二处都是日本人所最为关注之地,有利于吸引整个日本的注意。”
高务实沉吟着没有立刻开口,旁边的刘馨倒是笑了一笑,说道:“国公的主意甚好,不过奴家倒觉得还有一处可以考虑。”
朱应桢已经知道她在高务实面前地位很特殊,闻言并不生气,反而客气地道:“刘小姐既有高见,还请速速道来。”
“岂敢言高见。”刘馨说道:“京都、伏见自是全日本最受瞩目之地,不过那也是秀吉的统治核心。我们与秀吉虽有生意往来,但这种往来并不直接,大多是通过一些富商大户,最多也不过是通过他的将、臣来进行,故我等很难知道秀吉会对我们这样的举动产生何等反应,此其一。”
她稍稍一顿,似乎是等朱应桢思索其中的意思,然后才继续道:“其二,我们援助岛津氏萨摩藩,目的不仅仅是通过岛津氏获得一些利益。更重要的是通过扶植岛津氏,让他们快速变得强大起来,籍此成为日本大名们的榜眼。
换句话说,岛津氏的快速变强只是我们的一种手段,目的是为了让更多的大名倾向于我们。既然如此,我们就更应该在各个方面加强这种影响。奴家以为,将这座楼建设在岛津家的领地,比如鹿儿岛城或者周边,效果会更好。”
朱应桢想了想,问道:“刘小姐这一说倒的确有理,但有一个麻烦:萨摩藩被日本视为乡下,大多数日本人对此地的情况既不了解,也不关心。我们若将这座楼修在鹿儿岛城,恐怕很难引起其他大名的兴趣,也很难让他们关注到玻璃。不知这个问题刘小姐可有解决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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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应桢略有些意外,但还是立刻问道:“哦?还请刘小姐指点。”
“不敢。”刘馨说道:“首先,我们要先预计这栋楼的工期,并确保不会出现工期不足的情况;其次,我们要在同日本各地的贸易过程中大力宣传这栋准备或正在建设的‘水晶楼’,吹得天花乱坠也无所谓;最后,我们还要宣布,在这栋‘水晶楼’落成之际,北洋海贸同盟将广邀日本名流富商齐聚一堂,于‘水晶楼’举行一次大型的商贸洽谈会。”
朱应桢一愣:“商贸洽谈会?那是要谈什么?”
“具体要谈什么,咱们可以容后再议。”刘馨认真地道:“重要的是广邀日本名流富商。当然,与此同时海贸同盟应该放出风声,将这次商贸洽谈会可能达到的巨大规模狠狠宣传一番,并且巧妙地将这次洽谈会和与会人士在日本的影响力挂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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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哦……原来是这个意思。”朱应桢恍然大悟,继而双目放光:“我几乎已经能够想象,到时候日本恐怕有很多人甚至会想方设法求得我们的邀请!”
刘馨微笑着补充道:“不错,以海贸同盟这些年来在日本政商两界建立的影响力,这一点几乎是毋庸置疑的。”
那是当然,自从北洋海贸同盟建立,迄今为止已经掌握了全日本七成以上的对外贸易份额,除此之外还能谈得上规模的,大概只有大明江南商帮、葡萄牙和朝鲜了,甚至朝鲜方面的占比还在一直萎缩。
朝日贸易的萎缩倒不是朝日双方的贸易绝对量萎缩,只是朝鲜本土的商船被海贸同盟逐步取代——因为海贸同盟的规模更大,运输成本能够做到更低,这是一种纯商业性的取代。
而偏偏朝鲜又不敢拒绝背靠大明朝廷的北洋海贸同盟,因此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家民间商船主们亏本、丢掉生意、最终改行求生。
这就是小国的困局,尤其是并未处在上升期的小国。想想当初高丽变朝鲜的那个时期,朝鲜那时候虽然被朱元璋坑了一把(不予册封,以及技术和原料封锁),但还敢趁着靖难、五伐漠北等时期悄悄窃取蚕食辽东领土,直到成祖下旨定界才基本老实下来。
现在的朝鲜和当时相比就真是毫无“进取心”了,乖乖上贡不说,上贡路过辽东时还经常会被辽东某些人勒索一番。现在的局面是辽东当地一个把总都敢勒索朝鲜使节,更何况北洋海贸同盟这种由顶级文官和顶级勋贵们组成的超级集团,朝鲜国王根本没有勇气反抗。
至于日本,地理因素已经决定了在这个时期它的主要贸易对象只有可能是大明,葡萄牙人虽然开辟了日本商路,但由于台湾被京华逐步控制,葡萄牙人现在去日本还要给京华交一笔过路费,因此贸易额也呈下降趋势。
这笔过路费名曰安全保障金,京华的说法嘛……和郑芝龙差不多。不过也有区别,那就是京华故意只针对去往日本的葡萄牙船只收取,如果是与大明贸易则不收。
这事葡萄牙也没地方说理,因为京华不光拿海盗说事,还表示这个行动与丹麦收取厄勒海峡过路费一样,完全合情合理——丹麦收取这笔钱是不是合理本身在欧洲也有不少异议,但潜台词是一样的:不满意你就和我的海军干一仗。
嗯,当年汉萨同盟干过这事,先败后胜,取得了一段时间的贸易霸权,可惜时过境迁,现在厄勒海峡已经再次被丹麦掌控。至于葡萄牙想和京华争一争南洋到日本的航道……洗洗睡吧。
西班牙船队在菲律宾海域的失败,已经说明京华作为南洋海上霸主的地位不可动摇,葡萄牙人与其做梦争夺南洋制海权,还不如担心一下马六甲的归属权何时易主来得现实。
萨摩藩的问题到此就算是基本谈完,三人又略微讨论了几点细节,话题很快转到日本朝政的异动上面。
不过,朱应桢报告的话题却是在一开口就让高务实愣住了。
“什么?丰臣秀吉要找我们买船?”高务实一脸诧异,心中也大惑不解,暗道:这不对啊,万历十六年才1588年,丰臣秀吉不可能这么早就准备进攻朝鲜啊。
朱应桢却笑着点头道:“不错——诶,日新不必担心。他的使者说了,他们并不打算买载炮的武装运输舰,他们只需要无炮版的,说是只做运输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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