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55章 进与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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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皇帝所料,高务实不仅能得知慈宁宫中的消息,也能猜到皇帝当时与慈圣太后说那番话的意思。
在高务实看来,皇帝最重要、最关键的有三句话。
“漫说定南都护,倘若将来他果为朕克复漠北,封狼居胥,朕何吝封侯赐国之赏”;
“朕若真站在这般假设上来看,也以为云、桂之地很难挡得住他。可是对于有功之臣,朕不认为非要以欲加之罪而陷之”;
“朕以为,只要朕与大司徒这份君臣情谊始终维持着,双方‘君君臣臣’,至少在朕与他尚在之时,这些事情不会发生”。
这三句话,前一句比较独立,意思很明确,就是封官许愿,把功赏酬劳直接摆在明面上,只要完成,朕就给你。
但是这个许诺并不完全,因为当他这段话说完之后,太后就立刻就表达了怀疑。
太后认为高务实在南疆的实力、影响与南北二京其余勋贵都不同,皇帝所谓“赐国”——即封国公,不可能和其他国公一样只给个名号就完事,而是只能真正裂土封王一般的“赐国”。
然后呢?然后皇帝只是笑了笑,没有更进一步的明确回答。这就意味着,要么皇帝心里有一个计划但现在不方便说,要么就是皇帝心里其实也还没有定论,事情存在不小的变数。
至于第二句和第三句,则都是皇帝对于太后怀疑高务实在南疆实力太强的回答,本质上是针对同一个问题的两个反应。
上句的潜台词是“朕也知道他在南疆很强很强”,下句的潜台词是“朕认为他能把握这其中的度。”
什么度?有两个度:本身实力的强度以及对皇帝、朝廷的态度。
态度方面,皇帝看起来比较有把握,因此他是明说“至少在朕与他尚在之时,这些事情不会发生”;然而在南疆京华之实力方面,皇帝只是点明京华的确很强,却没有进一步去肯定高务实会如何如何,反而说了一个“可是”。
“可是对于有功之臣,朕不认为非要以欲加之罪而陷之。”
前者用所谓语法来说,就是祈使句,也叫命令句,表达了完全的肯定;后者的这个“可是”则不然,因为他不仅用了“可是”,并且用上了“不认为非要以欲加之罪而陷之”——那就是说,还是有机会“要以欲加之罪而陷之”的。
作为前世一位秘书出身的基层干部,高务实对于“指示精神”的敏感度绝非寻常可比,漫说是遣词造句出现了如此大的变化,就算只是一个字的变化,他都能准确发现并且迅速进行分析,以此来确保自己不会领会错误。
皇帝这番话,意味着他也不能确定高务实在南疆的实力——尤其是兵力,是否会出现进一步的膨胀,而对于万一出现了进一步膨胀之后他该如何应对,皇帝心里也不是很有把握:说不定只好“以欲加之罪而陷之”。
对于高务实而言,这相当于是一个警告,甚至是划了一条红线。这条红线并不是非常明确,即南疆的兵力红线到底是多少人——然而,它一定是存在的。
不过,皇帝的最后一句关键的话里,却又透露出另一条隐藏信息,即皇帝同意了慈圣太后之前的一个观点:南疆强,关键是高务实本人强,一旦高务实本人不存在,则南疆对于朝廷的威胁就大大降低了。
慈圣太后有这样的理解不难解释,甚至皇帝会同意她的看法也在情理之中。因为在这个时代,绝大多数的人都认可一句话:“千军易得,一将难求”。
除了这句话,中国自古以来还有一句更通俗的表述:“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因此从古至今莫不强调名将的作用,而纵观军事史,似乎也表明了这句话、这个思想的正确性。
然而目前的大明朝,至少有两个人“不完全同意”这个看法。这两个人,一个是戚继光,一个就是高务实。
一场战争的胜利,背后的原因是极其多样化的,主帅的英明神武只是其中之一。在拉拢人才时,君主可能会搬出“千军易得,一将难求”的说法,突出强调关键人才的重要性,但真正的战争绝不会这样简单。
可惜,现在这话说得太多,以至于连皇帝或者说统治阶层自己都完全相信了。
英雄、战神的故事确实吸引人,故“军易将难”的说法越来越流行,似乎所有的军事对抗,就是战神、兵圣们展现天才的舞台。
总之,只要你有了个战神,你的军事行动就会一马平川,你的军队就会所向披靡。而反之,你如果打了败仗,肯定是因为你的将军都是驴球蛋子,或者是敌方出了碾压你方将领的战神。
然而,在高务实看来,决定战争胜负的主要因素还是后勤。
孙子曰:凡用兵之法,驰车千驷,革车千乘,带甲十万,千里馈粮,则内外之费,宾客之用,胶漆之材,车甲之奉,日费千金,然后十万之师举矣。
汉武帝时期,卫青、霍去病能打得匈奴哇哇叫,固然和他俩卓越的个人能力分不开,但更重要的原因依然是汉武帝肯烧钱,并且有钱烧。
这个“千军”,如果是纣王驱使的奴隶,如果是大宋养的家猪禁军,如果是凯申物流拉来的壮丁,那自然相当“易得”。然而也因此很难打胜仗,其肉食者不谋不察,反而感叹没有名将导致失败,仿佛只要天上掉下个诸葛亮到自己一方就赢定了似的。
在此时绝大多数统治者、统治阶层眼里,士兵根本不是活生生的人,不过是田里、山里捉来的野怪,漫山遍野都是,那自然“千军易得”。
然而这千军被抽鞭子驱使,被当贼一样防着,同时还指望他们给自己卖命,便真有一二名将又能怎样呢?因此高素质的士兵其实也很重要,并且这在高务实眼里依然属于“后勤”的范畴,而并非只有物资保障才算后勤。
一方的士兵身体强壮、训练有素,另一方都是老弱病残、乌合之众。这样打起来,胜利的一方真需要什么“战神”来领导吗?
可是高素质士兵怎么来呢?表面上当然很简单,严格挑选兵源,加上科学练兵即可。
吴起在魏国选“武卒”,要求能全副武装、带三日口粮、半日内跑完百里;西晋马隆在选拔去打鲜卑的士兵时,要求能拉三十六钧弩和四钧弓;戚继光在义乌选兵,则更加提高了要求,不光要身体强壮,还要人老实,听命令。
有了强壮的士兵,接着就是严格训练了。练兵的窍门自然要高深一些,但也绝不是非天才不可的。《武经七书》里就有不少关于练兵的篇幅,戚继光也在早些年就完成了《练兵实纪》。
按理说,就算你没有戚继光的本事,能够有什么“开创性”,但照本宣科总应该不难吧?可是后来的将军们为什么不能照葫芦画瓢呢?为什么依旧只有少数军事天才能练出虎狼之师呢?
故此,选兵、练兵看起来简单,实际上那可太难了,因为除了按照标准挑选兵员之外,它们的背后都有三个关键条件:第一个是钱;第二个也是钱;第三个还是钱!
吴起、马隆、戚继光选兵,条件那么苛刻,却都能选出几千部队,那么这些报名参选的人至少得有几万人。
这几万候选人,难道是被逼着参选的吗?显然不是,只能是自愿的。因为如果是被逼的,那他跑步的时候故意慢一点,拉弓的时候故意拉不开,这不就很容易被淘汰了吗?
考状元当然很难,可总不能考个落榜还很难吧?
况且“虎狼之师”打仗固然厉害,但是需要的“打赏”也必然更多,身为君主或者统帅,必须要掏出一大笔钱来维持这支“虎狼之师”的运作。比如什么兵器装备之类的,没有足够的银子来支持,任你是百炼钢,也要退化成绕指柔。
可是以太后与皇帝今日的对话来看,他们母子俩对高务实在军事上的个人能力绝对是高看了——至少高务实自己坚持这么认为。
做一个最简单的假设:如果没有早些年高拱将宣大将门收为“嫡系”,便于了后来漠南之战时高务实如臂使指的指挥;如果没有军工私营之后宣大边军鸟枪换炮,拥有了足以以步制骑的火力和刺刀阵体系;如果高务实不曾获得指挥数镇边军,并对麾下各镇边军拥有先斩后奏之权;如果没有“隆万大改革”加强朝廷财力,使边军作战时粮饷不亏、军械能换;如果没有多年俺答封贡,使土默特根本不能离开大明贸易体系……
如果没有这一切,高务实拿头去和十几万骑兵打漠南之战?要知道在打那场仗的时候,辛爱和图们都是打出了真火,已经不惜伤亡了的,可不是原先的躲猫猫之战了。
所以,高务实一直认为他的战绩虽然耀眼,但那绝非是他个人才能真的碾压了谁谁谁,而是他的布局够早、够全!他所擅长的,始终是“内功”多过“外功”,始终是“战略”胜过“战术”。
可是,不懂军务的慈圣太后不这么看,身患“高务实依赖症”的皇帝也不这么看,他们二位都认为厉害的是高务实这个人,而不是那些已经几乎称得上脱胎换骨的边军战士。
可笑吗?可笑。
可悲吗?也挺可悲。
但问题是,不仅事情现在已经这样了,甚至高务实还不方便解释,因为朝廷正在开藩禁。
在举国上下都坚信“千军易得,一将难求”的情况下,朝廷需要高务实这么一位“天下第一文帅”坐镇中枢,震慑各地藩王、宗室及个别野心家不敢轻举妄动。
尴尬啊!要命啊!养望养了这么多年,忽然发现这“望”居然养过头了!
小会议室里,散会过后留下的除了高务实本人之外,依旧只是黄芷汀、刘馨和高陌三人。而听完高务实的抱怨,三人都有些面面相窥。
黄芷汀是最坚定不同意高务实“自谦”的,她认为高务实所说的准备充分本身就是最典型的“帅才”体现。想想看,以他早年那个年纪,能够推动和引领如此高层面、大范围的战略准备,这还不是帅才那什么配叫帅才?
不惟她如此看,刘馨和高陌也持这一观点,只不过既然如此,那就意味着高务实这个“一将”的确是十分“难求”的,也就不能说太后和皇帝的担忧没有道理。
三人苦思半天,刘馨很难得小心翼翼地道:“如果……我是说如果,老爷不去指挥察哈尔之战的话,会不会让朝臣中出现一位能与老爷齐名的文帅,继而为老爷减轻压力?”
黄芷汀微微蹙眉,但没有说什么;高陌倒是看似有些意动,眼珠转了转。两个人都同时朝高务实望来。
高务实略微思索,眉头皱成川字,轻叹道:“此事恐怕不易。”
“哪方面的不易?”刘馨问道。
“各方面都不易。”高务实微微摇头:“首先,察哈尔决战这件事一直都是我在推动,也是我把局面定格在如今这个条件之下,不仅皇上早已做了这样的准备,而且还形成了朝野共识,骤然改变的话,恐令各方无所适从。
其次呢,虽然我不认为我真是什么名帅名将,但我也不能妄自菲薄,至少在眼下朝廷里头,确实找不出一个比我更合适的主帅——除非皇上御驾亲征。可惜就连三岁小孩都知道,经过土木之变的大明,无论朝野都绝对不会同意再出现一次御驾亲征了。
最后一点则是,我若真的找借口拒绝领兵出战,皇上会怎么想?他是会认为我在撂挑子要挟他,还是认为我对他已经完全不信任,认为一旦我再立新功,他就要卸磨杀驴、兔死狗烹?以我对他的了解,他恐怕会认为我这是在侮辱他,那麻烦就更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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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务实看来,皇帝最重要、最关键的有三句话。
“漫说定南都护,倘若将来他果为朕克复漠北,封狼居胥,朕何吝封侯赐国之赏”;
“朕若真站在这般假设上来看,也以为云、桂之地很难挡得住他。可是对于有功之臣,朕不认为非要以欲加之罪而陷之”;
“朕以为,只要朕与大司徒这份君臣情谊始终维持着,双方‘君君臣臣’,至少在朕与他尚在之时,这些事情不会发生”。
这三句话,前一句比较独立,意思很明确,就是封官许愿,把功赏酬劳直接摆在明面上,只要完成,朕就给你。
但是这个许诺并不完全,因为当他这段话说完之后,太后就立刻就表达了怀疑。
太后认为高务实在南疆的实力、影响与南北二京其余勋贵都不同,皇帝所谓“赐国”——即封国公,不可能和其他国公一样只给个名号就完事,而是只能真正裂土封王一般的“赐国”。
然后呢?然后皇帝只是笑了笑,没有更进一步的明确回答。这就意味着,要么皇帝心里有一个计划但现在不方便说,要么就是皇帝心里其实也还没有定论,事情存在不小的变数。
至于第二句和第三句,则都是皇帝对于太后怀疑高务实在南疆实力太强的回答,本质上是针对同一个问题的两个反应。
上句的潜台词是“朕也知道他在南疆很强很强”,下句的潜台词是“朕认为他能把握这其中的度。”
什么度?有两个度:本身实力的强度以及对皇帝、朝廷的态度。
态度方面,皇帝看起来比较有把握,因此他是明说“至少在朕与他尚在之时,这些事情不会发生”;然而在南疆京华之实力方面,皇帝只是点明京华的确很强,却没有进一步去肯定高务实会如何如何,反而说了一个“可是”。
“可是对于有功之臣,朕不认为非要以欲加之罪而陷之。”
前者用所谓语法来说,就是祈使句,也叫命令句,表达了完全的肯定;后者的这个“可是”则不然,因为他不仅用了“可是”,并且用上了“不认为非要以欲加之罪而陷之”——那就是说,还是有机会“要以欲加之罪而陷之”的。
作为前世一位秘书出身的基层干部,高务实对于“指示精神”的敏感度绝非寻常可比,漫说是遣词造句出现了如此大的变化,就算只是一个字的变化,他都能准确发现并且迅速进行分析,以此来确保自己不会领会错误。
皇帝这番话,意味着他也不能确定高务实在南疆的实力——尤其是兵力,是否会出现进一步的膨胀,而对于万一出现了进一步膨胀之后他该如何应对,皇帝心里也不是很有把握:说不定只好“以欲加之罪而陷之”。
对于高务实而言,这相当于是一个警告,甚至是划了一条红线。这条红线并不是非常明确,即南疆的兵力红线到底是多少人——然而,它一定是存在的。
不过,皇帝的最后一句关键的话里,却又透露出另一条隐藏信息,即皇帝同意了慈圣太后之前的一个观点:南疆强,关键是高务实本人强,一旦高务实本人不存在,则南疆对于朝廷的威胁就大大降低了。
慈圣太后有这样的理解不难解释,甚至皇帝会同意她的看法也在情理之中。因为在这个时代,绝大多数的人都认可一句话:“千军易得,一将难求”。
除了这句话,中国自古以来还有一句更通俗的表述:“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因此从古至今莫不强调名将的作用,而纵观军事史,似乎也表明了这句话、这个思想的正确性。
然而目前的大明朝,至少有两个人“不完全同意”这个看法。这两个人,一个是戚继光,一个就是高务实。
一场战争的胜利,背后的原因是极其多样化的,主帅的英明神武只是其中之一。在拉拢人才时,君主可能会搬出“千军易得,一将难求”的说法,突出强调关键人才的重要性,但真正的战争绝不会这样简单。
可惜,现在这话说得太多,以至于连皇帝或者说统治阶层自己都完全相信了。
英雄、战神的故事确实吸引人,故“军易将难”的说法越来越流行,似乎所有的军事对抗,就是战神、兵圣们展现天才的舞台。
总之,只要你有了个战神,你的军事行动就会一马平川,你的军队就会所向披靡。而反之,你如果打了败仗,肯定是因为你的将军都是驴球蛋子,或者是敌方出了碾压你方将领的战神。
然而,在高务实看来,决定战争胜负的主要因素还是后勤。
孙子曰:凡用兵之法,驰车千驷,革车千乘,带甲十万,千里馈粮,则内外之费,宾客之用,胶漆之材,车甲之奉,日费千金,然后十万之师举矣。
汉武帝时期,卫青、霍去病能打得匈奴哇哇叫,固然和他俩卓越的个人能力分不开,但更重要的原因依然是汉武帝肯烧钱,并且有钱烧。
这个“千军”,如果是纣王驱使的奴隶,如果是大宋养的家猪禁军,如果是凯申物流拉来的壮丁,那自然相当“易得”。然而也因此很难打胜仗,其肉食者不谋不察,反而感叹没有名将导致失败,仿佛只要天上掉下个诸葛亮到自己一方就赢定了似的。
在此时绝大多数统治者、统治阶层眼里,士兵根本不是活生生的人,不过是田里、山里捉来的野怪,漫山遍野都是,那自然“千军易得”。
然而这千军被抽鞭子驱使,被当贼一样防着,同时还指望他们给自己卖命,便真有一二名将又能怎样呢?因此高素质的士兵其实也很重要,并且这在高务实眼里依然属于“后勤”的范畴,而并非只有物资保障才算后勤。
一方的士兵身体强壮、训练有素,另一方都是老弱病残、乌合之众。这样打起来,胜利的一方真需要什么“战神”来领导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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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起在魏国选“武卒”,要求能全副武装、带三日口粮、半日内跑完百里;西晋马隆在选拔去打鲜卑的士兵时,要求能拉三十六钧弩和四钧弓;戚继光在义乌选兵,则更加提高了要求,不光要身体强壮,还要人老实,听命令。
有了强壮的士兵,接着就是严格训练了。练兵的窍门自然要高深一些,但也绝不是非天才不可的。《武经七书》里就有不少关于练兵的篇幅,戚继光也在早些年就完成了《练兵实纪》。
按理说,就算你没有戚继光的本事,能够有什么“开创性”,但照本宣科总应该不难吧?可是后来的将军们为什么不能照葫芦画瓢呢?为什么依旧只有少数军事天才能练出虎狼之师呢?
故此,选兵、练兵看起来简单,实际上那可太难了,因为除了按照标准挑选兵员之外,它们的背后都有三个关键条件:第一个是钱;第二个也是钱;第三个还是钱!
吴起、马隆、戚继光选兵,条件那么苛刻,却都能选出几千部队,那么这些报名参选的人至少得有几万人。
这几万候选人,难道是被逼着参选的吗?显然不是,只能是自愿的。因为如果是被逼的,那他跑步的时候故意慢一点,拉弓的时候故意拉不开,这不就很容易被淘汰了吗?
考状元当然很难,可总不能考个落榜还很难吧?
况且“虎狼之师”打仗固然厉害,但是需要的“打赏”也必然更多,身为君主或者统帅,必须要掏出一大笔钱来维持这支“虎狼之师”的运作。比如什么兵器装备之类的,没有足够的银子来支持,任你是百炼钢,也要退化成绕指柔。
可是以太后与皇帝今日的对话来看,他们母子俩对高务实在军事上的个人能力绝对是高看了——至少高务实自己坚持这么认为。
做一个最简单的假设:如果没有早些年高拱将宣大将门收为“嫡系”,便于了后来漠南之战时高务实如臂使指的指挥;如果没有军工私营之后宣大边军鸟枪换炮,拥有了足以以步制骑的火力和刺刀阵体系;如果高务实不曾获得指挥数镇边军,并对麾下各镇边军拥有先斩后奏之权;如果没有“隆万大改革”加强朝廷财力,使边军作战时粮饷不亏、军械能换;如果没有多年俺答封贡,使土默特根本不能离开大明贸易体系……
如果没有这一切,高务实拿头去和十几万骑兵打漠南之战?要知道在打那场仗的时候,辛爱和图们都是打出了真火,已经不惜伤亡了的,可不是原先的躲猫猫之战了。
所以,高务实一直认为他的战绩虽然耀眼,但那绝非是他个人才能真的碾压了谁谁谁,而是他的布局够早、够全!他所擅长的,始终是“内功”多过“外功”,始终是“战略”胜过“战术”。
可是,不懂军务的慈圣太后不这么看,身患“高务实依赖症”的皇帝也不这么看,他们二位都认为厉害的是高务实这个人,而不是那些已经几乎称得上脱胎换骨的边军战士。
可笑吗?可笑。
可悲吗?也挺可悲。
但问题是,不仅事情现在已经这样了,甚至高务实还不方便解释,因为朝廷正在开藩禁。
在举国上下都坚信“千军易得,一将难求”的情况下,朝廷需要高务实这么一位“天下第一文帅”坐镇中枢,震慑各地藩王、宗室及个别野心家不敢轻举妄动。
尴尬啊!要命啊!养望养了这么多年,忽然发现这“望”居然养过头了!
小会议室里,散会过后留下的除了高务实本人之外,依旧只是黄芷汀、刘馨和高陌三人。而听完高务实的抱怨,三人都有些面面相窥。
黄芷汀是最坚定不同意高务实“自谦”的,她认为高务实所说的准备充分本身就是最典型的“帅才”体现。想想看,以他早年那个年纪,能够推动和引领如此高层面、大范围的战略准备,这还不是帅才那什么配叫帅才?
不惟她如此看,刘馨和高陌也持这一观点,只不过既然如此,那就意味着高务实这个“一将”的确是十分“难求”的,也就不能说太后和皇帝的担忧没有道理。
三人苦思半天,刘馨很难得小心翼翼地道:“如果……我是说如果,老爷不去指挥察哈尔之战的话,会不会让朝臣中出现一位能与老爷齐名的文帅,继而为老爷减轻压力?”
黄芷汀微微蹙眉,但没有说什么;高陌倒是看似有些意动,眼珠转了转。两个人都同时朝高务实望来。
高务实略微思索,眉头皱成川字,轻叹道:“此事恐怕不易。”
“哪方面的不易?”刘馨问道。
“各方面都不易。”高务实微微摇头:“首先,察哈尔决战这件事一直都是我在推动,也是我把局面定格在如今这个条件之下,不仅皇上早已做了这样的准备,而且还形成了朝野共识,骤然改变的话,恐令各方无所适从。
其次呢,虽然我不认为我真是什么名帅名将,但我也不能妄自菲薄,至少在眼下朝廷里头,确实找不出一个比我更合适的主帅——除非皇上御驾亲征。可惜就连三岁小孩都知道,经过土木之变的大明,无论朝野都绝对不会同意再出现一次御驾亲征了。
最后一点则是,我若真的找借口拒绝领兵出战,皇上会怎么想?他是会认为我在撂挑子要挟他,还是认为我对他已经完全不信任,认为一旦我再立新功,他就要卸磨杀驴、兔死狗烹?以我对他的了解,他恐怕会认为我这是在侮辱他,那麻烦就更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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