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3章 大明联合驿站(下)

    十多年前高务实便开始针对水马驿进行改革，到去年他就任户部尚书收拢财权并顺势完成户部对水马驿系统的监督为止，基本实现了水马驿的“双领导制”构架完成。
    这个体制在本质上来说，可以看做是兵部拥有水马驿的名义所有权，而户部拥有水马驿的实际运营权。
    如此一来，户部在某种程度上就承担了“国资委”的部分职能——当然并未照抄，因为国家体制的差异是客观现实，有些东西想抄也抄不了，高务实也只得尽可能的“拟神”。
    而此次他针对急递铺的革新提议，则是在把急递铺往国家邮政局的路子上引。在高务实的设想中，急递铺将来的主要运营思路，将是以民间信件和轻量包裹的投递收入来养活原本为朝廷传递信息的国家职能。
    换句话说，国家职能依旧是其基本功能，但为了确保这一基本功能不紊乱失序、不给国家本身造成严重财政压力，故朝廷准许急递铺利用国家早年投入的基本设施和组织，来开展民间业务，以民间业务的收入来缓解其浩大财政支出带来的压力。
    国家投入的基本设施和组织是什么？最明显的基本设施当然是修了全国无数个“铺”，而所谓组织则是朝廷一直养着的这许多铺兵。但事实上，道路本身也是基本设施啊，虽然有些地方的山路比较糟糕，但再糟糕也是当年修过的，不能因为档次差点就不算投入了。
    而这些设施投入和组织构成，便是朝廷可以与铺子、铺兵进行三级分账的基础。按照高务实目前的想法，朝廷到时候可以占“邮费收入”的三成，各急递铺占两成，执行邮递任务的铺兵本人占一半且实行多劳多得制度。
    另外高务实还在《革新驿站疏》里写明了，朝廷拿的这三成应该有一个基本原则，即专款专用，不得随意挪用。这笔钱除了确保各急递铺房屋等设施的新建、维修等，还应该用作养路、修路、轮渡、建桥等相关事宜。
    按照高务实在疏文中所言，这笔钱在维护现有设施之外肯定会有盈余，那些盈余部分日积月累用于可以方便民间的路、桥等设施，本身也是朝廷的利民之举，久而久之，必能让天下百姓“见路见桥，皆念君恩”。
    水马驿解决的是人的出行问题，急递铺解决的是信件包裹的投递问题，此时……似乎还差了点什么？
    没错，还差货物运送。
    大明驿站体系三驾马车的最后一驾便是递运所，递运所原本便是明代运输物资的体系，主要是负责军事物资和朝廷征收的钱粮赋税，所以递运所跟后世的水运一样，属于运量大、但不太追求速度的运输体系。
    按照大明早期的规定，递运所“置船，俱饰以红。如六百料者每船水夫十三人；五百料者十二人；四百料以下者十一人；三百料者十人。皆选民粮五石以下者充之。
    陆递运所，如大车一辆载米十石者，夫三人，牛三头，布袋十条；小车一辆载米三石者，夫一人，牛一头。每夫一人，出牛一头，选民粮十五石者充之。如不足者，众户合粮，并为一夫。”
    早年间的递运所有专门负责的吏员，设大使、副使各一人，另外还设有百夫长。运输任务在陆驿由军卒承担，水路则由各地船户负责。
    这种递运运输，基本上采取定点、定线，兼以接力的方法。作为专职的递运业务，递运所把陆路运输和海、河运输很好地组织起来，算得上是一种历史的进步。
    但是很可惜，和朱元璋制定的很多其他制度一样，递运所制度也没能坚持住，其在弘治年间时，全国递运所曾高达到324处。然而进入万历年间，高务实经过统计发现，全国的递运所数目早已骤减，最新的统计结果显示已经只剩100多处，差不多到了消亡的边缘。
    而略有些尴尬的是，高务实发现朝廷裁撤递运所最快的时期，正是先帝穆宗隆庆年间。仅仅高拱起复回京之后的两年，全国上下便裁撤了113处递运所。
    不过，高务实没有因为事涉自家三伯高文正公便讳莫如深，而是详细分析了这种情况的由来和影响。
    按照高务实的分析，高拱当初裁撤这些递运所的主要原因其实很简单：嘉靖年间留下的旧账实在太多，朝廷严重亏空，仅拖欠的官员俸禄和各军军饷加在一块儿就高达一千多万两。
    考虑到当时朝廷正经的岁入只有四百来万两(地方留存和直接转运九边的田赋粮税是不算的)，去掉正常开支之后，每年不过勉强维持罢了。倘若如此下去而不加以改变，那就意味着这笔旧账恐怕要欠到天荒地老。
    所谓财政，归根结底就两点：收与支。财政出现了问题，解决办法也只有两个：开源和节流。
    高拱的做法是开源节流双管齐下。
    开源方面，一边丈量田地，同时推行一条鞭法从国内征银；一边开海开关(关，指俺答封贡之后的边关)征收关税；还从已经初见规模的京华各个产业开始立榜样收商税等等。
    节流方面，不仅耗费巨大的递运所被裁撤许多使用率低下的部分，甚至后来连隆庆帝的陵寝都是直接用了嘉靖修给乃父的那处，搞出孙子用爷爷陵寝的怪事(当然嘉靖当年修了之后实际上没把老爹的陵迁过来)，诸如此类之事，高拱顶着压力干了许多。
    高务实在《革新驿站疏》里表示，如果站在现在的立场上批评高文正公当年的处置，那是非常不公道的。因为，在高文正公秉政的八年里，朝廷不仅填补上了一千多万两的巨大亏空，而且基本建设完成了九边的新防御体系(指谭纶、戚继光提出的空心敌台体系)，这其中前前后后花费的约两千万两银子，若不靠开源节流，难道指望天上掉下来？
    但前人有前人该做的事，今人也有今人必须承担的责任。递运所在当年是不撤不行，而在如今，却也需要思考该如何继续。
    乍一看，递运所的问题想要解决，也可以按照此前急递铺的思路来，即开放民用服务，以之赚取资金维持国家公共职责。好比急递铺既然可以为民间送信，那么递运所当然也可以为民间送货，看起来完全是一回事啊，能有多难？
    然而递运所的情况还真有不同，原因出在递运所的人员来历，以及其在地方上的所属管辖部门完全有别于水马驿和急递铺。
    刚才说过，递运所有个职务叫做“百夫长”。百夫长，这个词一听就是军方体系的。
    没错，递运所的主要人员的确来自于军方，确切的说，是主要来自于地方卫所，但它的管理权又不太统一。
    何谓“管理权不统一”？作为驿传系统的一部分，递运所在朝廷层面也一样归属兵部车驾司管理，但它在具体运行中，则由所在地的府、州、县、卫管辖。
    如成化年间，山西共有21个递运所，其中12个归属所在县管辖，6个归属所在散州管辖，2个归属所在直隶州管辖，1个由府管辖。
    而在实土卫所地区，递运所则归属所在地的卫所管辖，初刊于弘治元年(1488年)的《辽东志》里记载的辽东地区33个递运所，就全都由卫所“带管”。
    本来就挺复杂了，却还有更扯皮的。比如这种归属还时有调整，如永乐四年(1406年)，原属于高邮州的界首递运所、属于江都县的邵伯递运所，就忽然被划归扬州府管辖去了。
    卫所管辖的递运所也有同样的情况，如永乐五年(1407年)普定卫的尾洒递运所改由安南卫管辖。
    与管辖权相伴，递运所大使也得跟着本所一起，归入所在地的府、卫官员序列。除了少量发配的罪囚之外，递运夫、防夫都主要从民户或军户中佥派，归入州县的驿传徭役之中。
    递运起夫的总原则是随田粮佥派，陆递运所的递运夫由十五石以下粮户内点充，共同造车，每人提供牛一头，若不及十五石，则由若干户凑粮共当；
    水递运所递运夫由五石以下粮户内点差，与驾船人数相同，每十三、十二、十一、十名递运夫共同置办六百料、五百料、四百料、三百料船只，若船只损坏，则由有司“委官计料修补”。
    车、船显然建造花费都很不菲，朝廷也有意缓解百姓的负担，因此“法司录有罪之人买船递运以自赎”、“以附近之民及犯徒流罪者备之车牛”的情况时有出现。
    即便如此，车、船、牛的建造或供应，仍然成为应役百姓的沉重负担。而朝廷和地方衙门为了保证递运所的运行，各地在实际执行中便逐渐改为平摊入地方徭役中，使得一方百姓“无分彼此，均出钱给领”。
    递运所所需的经费，也往往被分摊入周边数个州县的赋税之中，其名目有递运人夫、水夫、防夫以及车、船等项。
    由于递运所规模各异，所需经费也各不相同。以大兴递运所为例，其编制为“车五十辆，防夫三十名”，规模在全国处于中等水平。万历初年时，大兴递运所每年需银2280两，由真定、广平、顺德、大名、河间五府一同提供。
    一个中游水平的递运所每年花费2000多两，全国剩下一百多不到两百个递运所，按照一百五十个来算并以此均价计费的话，一年就要耗费至少三十万两，且这是纯粹的支出，毫无半分银子收入。
    三十万两啊，这还是高拱当年裁撤了一大批之后的结果。想想看，二十年前高拱刚刚秉政那会儿，朝廷岁入还只有不到四百万两，光一个递运所就要花掉差不多一成，这朝廷能不穷死？
    但有人会发现问题，说这笔钱既然是地方出的，那关中枢什么事？关当时的高拱、现在的高务实什么事？这想法未免有些天真。
    朝廷的田赋是按照中枢和地方进行分账的，并且每个地方的分账比例还不同(比如苏州就一直被朝廷重课，中枢分账比例特别高)。
    而且之前说过，朱元璋的小农意识导致大明朝廷一开始就缺乏财政中枢调控能力，地方分账严重缺乏后世那种转移支付的手段，它是先为地方留存，剩下的部分再解送中枢。由于中枢一直没钱，也就不可能以富裕地区的税收去补贴发展贫困地区，导致富则恒富，穷则恒穷。
    在这种落后过时的财政体系之下，再加上大明政权的地方衙门自主权很大，导致很多地方会罗列一大堆自己需要支出的名目上报给中枢，然后自说自话地大量“留存”，最后解送给中枢的款子被搞得像是打发叫花子。
    高务实一贯认为，在通讯手段还没有达到电子化的即时通讯时代之前，朝廷的管理制度最好不要太复杂，尤其不能一地一策——那玩意是后世才玩得转的，大明根本玩不转。在后世那叫因地制宜、先进管理，在大明那叫好高骛远、扯皮管理。
    高司徒在《革新驿站疏》中明确说了，必须首先统一管理权，把递运所改成和水马驿、急递铺一般模样，然后三驾马车合并管理。只有这样，才能减少不必要的机构和层级，避免令出多门，出了事连个负责的人都找不到，尽扯皮去了。
    但是话容易说，事可不好办。首先第一个拦路虎就不小：递运所的人员除了部分是罪犯以外，大多来自于各地卫所。你高司徒要统一管辖权，这管辖权难道还能归你户部不成？
    哦，财权归你，兵权你还要拿？皇极殿的那把龙椅你要不要啊？
    好在这个道理高务实显然也是懂的，所以他提出的是兵部要深化对驿站系统的管理，确保车驾司能够统合管理整个驿站体系。换句话说，车驾司的权力要增加，官员估计也要增加。
    这个买卖大家觉得可行：车驾司加几个官，下头的机构少了一大批，从财政角度来看是划算的，从士林文人将来的就业机会来看更是划算的。
    但是高务实又说了，兵部车驾司的权力扩大，单独掌握革新后庞大的驿站体系有悖于祖制的初衷——初衷就是要互相牵制和监督嘛！所以高司徒建议，暂时仍如水马驿一般由户部派员监督，待将来革新基本完成，朝廷再视情况推出新的组织架构。
    实际上高务实在这里已经是开始下一盘大棋了，这一盘大棋简单的说就是“增部”——六部制已经跟不上时代，改革后的大明需要更多的部。
    驿站这一块，就是高务实计划中将来要设的邮传部。不过这事得慢慢来，先把基础打牢固，将来才好顺势提出进一步的建议。
    现在么，高务实提出的说法叫做“大明联合驿站”，是集人员走动、信件投递与货物输送为一体的三大板块联合驿站制度。
    王锡爵不得不感慨高务实的手段和气魄，乃至于胸襟品行。他为了实实在在解决朝廷难题，是真的能够毫不犹豫地放弃自己已经到手，并且几乎处于垄断地位的利益，而且在“革新”的过程中也不吃独食，是真的为了长治久安来考虑。
    王阁老幽幽叹了口气，语气沉重地喃喃道：“惜非同道，惜非同道……”
    申时行看了他一眼，欲言又止，良久之后，终于也只是叹了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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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s：核酸检测阴性，明天回长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