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76章 伐元(九)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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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以高务实如今的名声地位乃至于当前所居职务的重要性,他要强保宋良佐并不难。甚至他都不需要一哭二闹三上吊,直接了当以他“天下第一文帅”的资格写封奏疏送给皇帝,就说宋良佐甫一履新,地方上许多事务难以上下齐心,请皇上给他一点时间,平定播州这件事他一定能办下来——如此几乎就足够了。
安全起见,还可以说宋良佐赴任前就曾经写信给自己,提到过平定播州的办法,自己非常赞同,然后拿出他自己安排给宋良佐的那套计策给皇帝看。倘若还愿意再帮一手,甚至可以说宋良佐此次之败原本就是计划好的,乃是骄兵之计,之所以之前不说,只是不足为外人道也。
不过,高务实很清楚朱翊钧的性格和做派,更清楚他的聪明。虽说宋良佐刚一到任就急急忙忙发动了一次失败的进攻,但皇帝知道宋良佐是实学派,而实学派在军事上最终总有他高务实去兜底,故一次失败并不可怕,将宋良佐换掉可能导致的问题明显可能会更大。
实学派会担心宋良佐被换掉,新的四川巡抚未必能有效配合执行实学派的军事计划,但皇帝只会更加担心这一点,因此皇帝不会轻易动摇这个人选。况且如今高务实还在更加重要的灭元战线上领着六十万大军征战,此时把实学派另一战线上的主帅换掉意味着什么?
所以皇帝本身就应该是要保宋良佐的,此刻实学派只要随便找个说得过去的理由,让皇帝能够顺着杆子往上爬就行了。
高务实作为朱翊钧的信重之臣,当然会给出这根杆子,因此立刻写了一道奏疏和一封给周咏的答复信件,前者以官方渠道送回京师,后者飞鸽传书给周大司马。
奏疏走得肯定比飞鸽传书要慢不少,周咏接到信之后完全有时间安排各项相关事务,同时想好在朝堂上的应对。
除此之外,针对播州的事情高务实还得另外写封信给刘馨,让她这位秘书长以自己的名义通知京华在西南诸省的力量准备进行相关配合,这些事情过于繁琐,就不必一一展开了。
搞定这些,高务实把心思转回当前的战争形势,但还没沉下心来思考,却忽然想到这些事情的关联性。
似乎……出兵伐元这件事现在成了引蛇出洞的引子,一下子就钓出了偌大一个播州宣慰杨应龙。那么,会不会还有其他原本隐藏在暗处的阴谋家会趁此机会跳出来搞事?亦或者并不直接跳出来,却在暗地里更加肆无忌惮的搅风搅雨?
想了想,高务实觉得这个可能不仅有,而且非常大,至少心学派目前毫无动静的表现就十分不合常理。按照历代正常的党争习惯而言,心学派此时应该深感威胁逼近,然后处心积虑搞破坏才对呀。
也许高务实本质上就是那种“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人”的人,他设身处地站在申时行、王锡爵的立场想了想,实在觉得心学派在当前局面下其实危机四伏,再不动一动就可能出大事了——只要他高务实此战得胜,心学派就不得不面临被实学派全面压制的巨大危险。
这个道理其实不难理解,实学派——尤其是实学派高党一系,因为掌握六部之中吏部、户部、兵部这三个实权最大的部,导致高务实在朝廷中的施政实力本就超过心学派,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高务实再取得一次大明朝期盼了两百年的胜利,情况将会如何?
极有可能高务实要以未及而立之年跻身内阁,同时在实学派内部全面压制许国沈鲤联盟,将整个实学派的“江山”一统于麾下。
这意味着什么?至少,首先就意味着沈鲤掌握的都察院被纳入高务实的实际掌握,让高务实在言官体系的话语权得到极大加强。
届时,他不仅实际掌握吏部,还实际掌握言路,则朝廷的用人之权几乎尽操其手——除非皇帝反对他的意见,否则就是他想用谁便用谁,他想黜谁便黜谁,这还得了?
何况以皇帝眼下对他的信任,如果再添那样一场大功,指望皇帝反对他的意见,这本身就已经近乎梦呓了。恐怕到了那个时候,高务实唯一有可能算得上“弱点”的,就只剩一个“功高震主”了。
然而,那还得皇帝真认为他的“功”高到能够“震主”才行,而至少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皇帝似乎根本没有这方面的担忧。
这其实也并不奇怪,大明朝的权力架构原本就与过去历朝不同。大明连宰相都没有,内阁即便是首辅也没有“开府”之权,朝廷一切的行政、军事、司法大权归根结底全在皇帝一人之手。在这种权力体系之下,高务实拿什么“震主”?
在大明朝,如果光凭声望就能震主,那当年的于谦又怎么会死?要知道,高务实眼下即便立下灭元之功,但这功劳即便再大,性质上也只是锦上添花,于少保当年那可是力挽狂澜于既倒,差不多可以算作是再造大明了呀!
可是于谦的下场如何?英宗复位之后,一个谋反的罪名扣上去,于少保立刻被拿下,最终被判斩绝,而于谦本身也没有任何抵抗之举,甚至连辩驳都没有——他是明白人,知道事已至此,自己说什么都没有意义,不如不说。
可笑的是,当初迎回英宗这事还是于谦力主的。原本景泰帝朱祁钰是不想将哥哥英宗迎接回来的,是在于谦的极力主张之下,朱祁钰才勉强同意了将英宗迎回。因此,张廷玉在《明史·于谦传》中还特意记载:“卒奉上皇以归,谦力也。”
正因如此,以至于景泰八年代宗朱祁钰病重,正月壬午,石亨和曹吉祥、徐有贞迎接上皇朱祁镇恢复了帝位,宣谕朝臣以后,虽然立即把于谦和大学士王文逮捕入狱,但后来还发生了一点小故事。
石亨和曹吉祥、徐有贞等人先诬陷于谦等人制造不轨言论,又和太监王诚、舒良、张永、王勤等策划迎接册立襄王。石亨等拿定这个说法,唆使科道官上奏。
都御史萧维祯审判定罪,坐以谋反,判处死刑。王文忍受不了这种诬陷,急于争辩,于谦笑着说,这是石亨他们的意思罢了,分辩有什么用处。
奏疏上呈后,英宗想起自己能回来也多亏了于谦力主迎接,不免有些犹豫,说:“于谦是有功劳的(谦实有功)。”徐有贞连忙进言道,不杀于谦,复辟这件事就成了出师无名。
事关皇权,英宗也顾不得良心谴责了。正月二十三日,于谦被押往崇文门外,就在这座他曾拼死保卫的城池前,得到了他最后的结局——斩决。
事实上,于谦被抓这件事本身就很有意思,因为彼时于谦手里仍实际掌握京师大部分兵权,如果他真要反抗,这政变能否成功都很难说。
但无论如何,于谦这一死给大明朝留下某种“政治遗产”式的政治思维,即大明的文官无论看起来拥有多大的权力,在皇帝面前也不会反抗,或者没有反抗的能力。后来的皇帝们之所以越来越敢于向文官放权,可能也有这方面的原因掺杂其中。
那么,既然大明朝上上下下都不会觉得高务实能有“功高震主”的可能性,立下灭元大功之后的高务实岂不就可以算得上无懈可击了?到那个时候,高务实自身无懈可击,那他一旦打击异己,心学派靠什么抵抗?
这就好像两个人决斗,其中一人金刚不坏,他无论是神功精绝还是乱打一气,最终死的都只能是他的对手。这还斗什么斗,不如早早认命拉倒。
申时行愿不愿意认命拉倒或许还不好说,毕竟他这人和徐阶很像,没准能忍辱负重等待时机,但以王锡爵的性格来看,他是肯定不会认命的,一定会选择斗到底。
以眼下这般局面,高务实离“金刚不坏”看来已经只差这场胜利了,王锡爵难道真的会傻傻等到他获胜再去反抗?肯定不会,王锡爵要行动必然会选择在高务实获得这场胜利之前就行动——他之前刚刚起复回京就用“正国本”先声夺人,足见其喜欢掌握主动。
当初如此,如今必然也会如此。
不过,他如果要出手,会选择从何处着手呢?高务实不禁陷入了思索。
在这场战争中拖后腿?这似乎很难,毕竟高务实为了确保此战胜利,囤积了足够多的物资,后勤补给线也交给了自己人,王锡爵在这里应该很难上下其手。
至于军事指挥层面,高务实以蒙元经略身份拿着大明朝迄今为止权力最大的一把尚方剑,兵部又是实学派的地盘,似乎也不存在被人插手的可能。
指挥体系不会乱,后勤补给有保障,王锡爵在这两个最重要的方面都不具备干涉的能力,也就谈不上拖后腿了才对。
且慢,李如松到底还是心学派的人,难道……不对,李如松不是李成梁,他考虑政治问题比李成梁简单得多,让他放弃立下如此大功的机会来和自己捣乱,他肯定不会干。而以李如松的脾气,如果王锡爵真要强迫他,没准这位爷直接反出心学派也说不定,以王锡爵的智慧不会连这点都看不出来。
内部没有破绽,难道是外部?高务实心中一突,自己把自己吓了一跳,但又觉得不可能——王锡爵再怎么说也是朝廷阁臣,同时他也没在边镇干过,不应该也不可能联系上图们,搞出惊世骇俗的通敌操作。
高务实冥思苦想,依旧不得其解,暗道:这就奇了怪了,各个方面都不可能,王锡爵还有什么办法好想?总不可能扎个小纸人,打算在家咒死我吧?
王锡爵当然不会干这种毫无意义的事,别看他在苏州时似乎也相信了自己女儿“得道成仙”,但那其实只是为了掩饰女儿精神异常而故意为之。想他王阁老堂堂一个心学派的当世大儒,“子不语怪力乱神”的道理难道还要别人教?
事实上,王锡爵虽然不出意外地正在想方设法让高务实不能赢得这次战争,但他此时面临的阻力却很大,以至于他能做的事情也着实不多。
这里头还有个相对比较异常的情况:申时行虽然也认为高务实一旦此战获胜,将对心学派带来极其巨大的挑战,但他却不同意王锡爵想法子让高务实战败,他只同意让高务实“难获其胜”。
战败和“难获其胜”当然是有区别的,调动六十万大军却战败,那通常意味着官军遭到了巨大的损失。申时行虽然是心学派当前的党魁,但他毕竟也做了好些年的首辅了,他的良知不允许自己做出这种卖国之举。
不过“难获其胜”就不同了,比如说高务实那边尚未取胜,便因为某些意外只能撤军返回,这也不失为一种“难获其胜”。所以申时行目前的要求很明确:想办法让高务实无法顺利完成此战,但不允许心学派内部以任何方式故意让高务实战败——无论这做法是否能达成,总之申时行不同意这样操弄。
这无疑给王锡爵的行动造成了很大的限制,让他只能把目光投向高务实的“大后方”,也就是大明国内。他必须想方设法让大明出现内部麻烦,这麻烦不仅要紧急,而且一旦置之不理危害会很大。如此目标一旦达成,就可以逼迫高务实撤兵回国,把精力用在安定内部上,间接使此番北伐无疾而终。
王锡爵本来是打算从各地藩王身上想办法,比如怂恿某位藩王起兵。一旦发生这样的事,朝廷未免出现又二次“靖难”,大概率会极其重视。
倘若这位藩王起兵之后真的能闹出比较大的动静,皇帝为了避免成为另一个建文帝,多半会需要抽调精锐去平叛。这些叛乱势力究竟是真的强大还是徒有虚名,把高务实调回来一试便知。一旦朝廷这样做了,高务实的各种计划就算是彻底破产。
然而若真是仅仅如此,那就太小看王锡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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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高务实很清楚朱翊钧的性格和做派,更清楚他的聪明。虽说宋良佐刚一到任就急急忙忙发动了一次失败的进攻,但皇帝知道宋良佐是实学派,而实学派在军事上最终总有他高务实去兜底,故一次失败并不可怕,将宋良佐换掉可能导致的问题明显可能会更大。
实学派会担心宋良佐被换掉,新的四川巡抚未必能有效配合执行实学派的军事计划,但皇帝只会更加担心这一点,因此皇帝不会轻易动摇这个人选。况且如今高务实还在更加重要的灭元战线上领着六十万大军征战,此时把实学派另一战线上的主帅换掉意味着什么?
所以皇帝本身就应该是要保宋良佐的,此刻实学派只要随便找个说得过去的理由,让皇帝能够顺着杆子往上爬就行了。
高务实作为朱翊钧的信重之臣,当然会给出这根杆子,因此立刻写了一道奏疏和一封给周咏的答复信件,前者以官方渠道送回京师,后者飞鸽传书给周大司马。
奏疏走得肯定比飞鸽传书要慢不少,周咏接到信之后完全有时间安排各项相关事务,同时想好在朝堂上的应对。
除此之外,针对播州的事情高务实还得另外写封信给刘馨,让她这位秘书长以自己的名义通知京华在西南诸省的力量准备进行相关配合,这些事情过于繁琐,就不必一一展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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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高务实本质上就是那种“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人”的人,他设身处地站在申时行、王锡爵的立场想了想,实在觉得心学派在当前局面下其实危机四伏,再不动一动就可能出大事了——只要他高务实此战得胜,心学派就不得不面临被实学派全面压制的巨大危险。
这个道理其实不难理解,实学派——尤其是实学派高党一系,因为掌握六部之中吏部、户部、兵部这三个实权最大的部,导致高务实在朝廷中的施政实力本就超过心学派,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高务实再取得一次大明朝期盼了两百年的胜利,情况将会如何?
极有可能高务实要以未及而立之年跻身内阁,同时在实学派内部全面压制许国沈鲤联盟,将整个实学派的“江山”一统于麾下。
这意味着什么?至少,首先就意味着沈鲤掌握的都察院被纳入高务实的实际掌握,让高务实在言官体系的话语权得到极大加强。
届时,他不仅实际掌握吏部,还实际掌握言路,则朝廷的用人之权几乎尽操其手——除非皇帝反对他的意见,否则就是他想用谁便用谁,他想黜谁便黜谁,这还得了?
何况以皇帝眼下对他的信任,如果再添那样一场大功,指望皇帝反对他的意见,这本身就已经近乎梦呓了。恐怕到了那个时候,高务实唯一有可能算得上“弱点”的,就只剩一个“功高震主”了。
然而,那还得皇帝真认为他的“功”高到能够“震主”才行,而至少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皇帝似乎根本没有这方面的担忧。
这其实也并不奇怪,大明朝的权力架构原本就与过去历朝不同。大明连宰相都没有,内阁即便是首辅也没有“开府”之权,朝廷一切的行政、军事、司法大权归根结底全在皇帝一人之手。在这种权力体系之下,高务实拿什么“震主”?
在大明朝,如果光凭声望就能震主,那当年的于谦又怎么会死?要知道,高务实眼下即便立下灭元之功,但这功劳即便再大,性质上也只是锦上添花,于少保当年那可是力挽狂澜于既倒,差不多可以算作是再造大明了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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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笑的是,当初迎回英宗这事还是于谦力主的。原本景泰帝朱祁钰是不想将哥哥英宗迎接回来的,是在于谦的极力主张之下,朱祁钰才勉强同意了将英宗迎回。因此,张廷玉在《明史·于谦传》中还特意记载:“卒奉上皇以归,谦力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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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亨和曹吉祥、徐有贞等人先诬陷于谦等人制造不轨言论,又和太监王诚、舒良、张永、王勤等策划迎接册立襄王。石亨等拿定这个说法,唆使科道官上奏。
都御史萧维祯审判定罪,坐以谋反,判处死刑。王文忍受不了这种诬陷,急于争辩,于谦笑着说,这是石亨他们的意思罢了,分辩有什么用处。
奏疏上呈后,英宗想起自己能回来也多亏了于谦力主迎接,不免有些犹豫,说:“于谦是有功劳的(谦实有功)。”徐有贞连忙进言道,不杀于谦,复辟这件事就成了出师无名。
事关皇权,英宗也顾不得良心谴责了。正月二十三日,于谦被押往崇文门外,就在这座他曾拼死保卫的城池前,得到了他最后的结局——斩决。
事实上,于谦被抓这件事本身就很有意思,因为彼时于谦手里仍实际掌握京师大部分兵权,如果他真要反抗,这政变能否成功都很难说。
但无论如何,于谦这一死给大明朝留下某种“政治遗产”式的政治思维,即大明的文官无论看起来拥有多大的权力,在皇帝面前也不会反抗,或者没有反抗的能力。后来的皇帝们之所以越来越敢于向文官放权,可能也有这方面的原因掺杂其中。
那么,既然大明朝上上下下都不会觉得高务实能有“功高震主”的可能性,立下灭元大功之后的高务实岂不就可以算得上无懈可击了?到那个时候,高务实自身无懈可击,那他一旦打击异己,心学派靠什么抵抗?
这就好像两个人决斗,其中一人金刚不坏,他无论是神功精绝还是乱打一气,最终死的都只能是他的对手。这还斗什么斗,不如早早认命拉倒。
申时行愿不愿意认命拉倒或许还不好说,毕竟他这人和徐阶很像,没准能忍辱负重等待时机,但以王锡爵的性格来看,他是肯定不会认命的,一定会选择斗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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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慢,李如松到底还是心学派的人,难道……不对,李如松不是李成梁,他考虑政治问题比李成梁简单得多,让他放弃立下如此大功的机会来和自己捣乱,他肯定不会干。而以李如松的脾气,如果王锡爵真要强迫他,没准这位爷直接反出心学派也说不定,以王锡爵的智慧不会连这点都看不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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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务实冥思苦想,依旧不得其解,暗道:这就奇了怪了,各个方面都不可能,王锡爵还有什么办法好想?总不可能扎个小纸人,打算在家咒死我吧?
王锡爵当然不会干这种毫无意义的事,别看他在苏州时似乎也相信了自己女儿“得道成仙”,但那其实只是为了掩饰女儿精神异常而故意为之。想他王阁老堂堂一个心学派的当世大儒,“子不语怪力乱神”的道理难道还要别人教?
事实上,王锡爵虽然不出意外地正在想方设法让高务实不能赢得这次战争,但他此时面临的阻力却很大,以至于他能做的事情也着实不多。
这里头还有个相对比较异常的情况:申时行虽然也认为高务实一旦此战获胜,将对心学派带来极其巨大的挑战,但他却不同意王锡爵想法子让高务实战败,他只同意让高务实“难获其胜”。
战败和“难获其胜”当然是有区别的,调动六十万大军却战败,那通常意味着官军遭到了巨大的损失。申时行虽然是心学派当前的党魁,但他毕竟也做了好些年的首辅了,他的良知不允许自己做出这种卖国之举。
不过“难获其胜”就不同了,比如说高务实那边尚未取胜,便因为某些意外只能撤军返回,这也不失为一种“难获其胜”。所以申时行目前的要求很明确:想办法让高务实无法顺利完成此战,但不允许心学派内部以任何方式故意让高务实战败——无论这做法是否能达成,总之申时行不同意这样操弄。
这无疑给王锡爵的行动造成了很大的限制,让他只能把目光投向高务实的“大后方”,也就是大明国内。他必须想方设法让大明出现内部麻烦,这麻烦不仅要紧急,而且一旦置之不理危害会很大。如此目标一旦达成,就可以逼迫高务实撤兵回国,把精力用在安定内部上,间接使此番北伐无疾而终。
王锡爵本来是打算从各地藩王身上想办法,比如怂恿某位藩王起兵。一旦发生这样的事,朝廷未免出现又二次“靖难”,大概率会极其重视。
倘若这位藩王起兵之后真的能闹出比较大的动静,皇帝为了避免成为另一个建文帝,多半会需要抽调精锐去平叛。这些叛乱势力究竟是真的强大还是徒有虚名,把高务实调回来一试便知。一旦朝廷这样做了,高务实的各种计划就算是彻底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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